90岁的担当

陈金英在查看债务

 

从浙江丽水到金华，七沓现金塞在包里，陈金英奶奶提着包去还债。

她驼背，走起路来有一种向前冲的架势。她的膝盖使不上力，手也颤巍巍的。7万元钱递过去，换回一张欠条，她双手颤抖着，把欠条撕掉。

还债，是陈金英晚年生活的全部主题。她把赚到的钱和收回的货款攒起来，加上每个月的退休金，还有晚辈给的零花钱，凑够一笔，还一个人的债，撕掉一张欠条；再凑一笔，再还一个人的债，再撕掉一张欠条。

2021年春节前，80多张欠条撕完，账本终于可以收起来了。那沓印着“浙江省丽水市兴华羽绒厂”的红头纸本，左上角已经被订书机订烂了，上面密密麻麻地打着格子，里面写着姓名、起止年、借款总额和利息、已付款和应付款。90岁，她还清了人生的最后一笔债。

债是从30多年前开始累积的。那时，陈金英从丽水的乡镇卫生院退休，办了一间生产羽绒服的作坊。作坊运营得不错，于是她投资了1600多万元，将它变成大工厂。再后来，竞争越来越激烈，厂里的资金周转不开，只好借钱，本息加在一起越滚越多，债务铺满了陈金英的账本。

弄清楚那些数字要费一番功夫，陈金英大致捋了捋：厂房和机器卖了900多万元，她在市区的两套房卖了100多万元，经商几十年的积蓄有600多万元……全算进去，还了一部分，到最后，还剩200多万元的个人欠款。

那些年，各地败落的工厂不在少数，亲戚朋友建议陈金英申请破产。“厂房和存货抵给银行，那私人欠款拿什么还？躲起来？去哪儿躲？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陈金英没接受他们的建议，她很少解释，也不爱讲道理，只依循自己朴素的价值观做事：“借来的钱应该还，不能让别人吃亏。”

于是，80岁的陈金英踏上了还债之路。工厂虽然倒了，但仓库里还有一些存货，她要卖出去。因为急于赚钱，她仅存的羽绒服店大年初一就开门了；同龄的老人到公园里健身，她忙着把羽绒服摆到货架上；别人养老、享福、含饴弄孙，她去周边的县市找代售点。

为了清掉存货，尽快还债，有时候，她拖着大包小包去周边的乡镇摆摊，但能卖出去的往往也不多。如果赶上南方的阴雨天，她还要四处找躲雨的地方。

她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爱好，人生中为数不多的消遣，一个是旅游，一个是看电视。欠债之后，她就只剩看电视这一个爱好了。

2011年，陈金英的老伴儿因肾衰竭去世。以前，她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可回到家，家中是两个人。老伴儿离开后，回到家也只有她一个人了。生死之事，她看得开，认为“都是命”。

有一年暑假，定居石家庄的女儿美仙回丽水，带她去普陀山拜佛。美仙觉得母亲性格倔，很少和人倾诉想法，想让她散散心。回家的路上，陈金英接到债主的电话，对方问她现在在哪儿，她如实说：“在普陀山。”对方听了，在电话里发火：“欠债不还，去普陀山就有钱了？”债主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开始骂人。陈金英不作声，美仙听不下去了，接过电话，替她辩驳了两句。但那之后，陈金英再也没出去旅游过，仅剩的精神生活，就是每天打开那台1000多元的小电视，调到央视戏曲频道，听会儿戏曲。

大多数时候，陈金英像一台务实的机器，只解决当下遇到的问题，不想太长远的事儿，也很少表露情绪。10年的个人生活，她全都交付给还债这一件事。人生无法掌控的东西太多，但羽绒服卖一件少一件，欠条撕一张少一张，这成了她唯一能握在手里的东西。

陈金英的前50年，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典型样本。1931年，她出生在丽水农村。因为从小干活勤快，她深受父母喜欢。但4年小学上完，哥哥、弟弟可以继续上学，陈金英不行，因为她是女孩，“念书没用”。1949年，在父母的包办下，18岁的她嫁给20岁的丈夫。夫家务农，她没经验，只能出蛮力苦干，因为是女人，“嫁鸡随鸡”。她不想一辈子被困在稻田，开始学习医学，后来进了卫生院工作。卫生院合并时，她四处张罗着买杉木、进水泥，建了4幢新房，没想到惹怒了领导。“一个女人，男人办不到的事她去办”，她被批斗了3年。因为她是女人，“不能僭越”。

债务还清后的陈金英在擦拭她和老伴儿的照片

 

一气之下，陈金英让女儿接替自己在卫生院的工作，她办了退休手续。有一次，她听别人说羽绒服的生意好做，因为整个丽水只有3家公司在干这个。52岁那年，陈金英拿出3000元积蓄，做起了中老年羽绒服生意。她买来几台缝纫机，雇了几个工人，从杭州、温州带回羽绒服样品，照猫画虎地做。做完一批，就卖光一批，没几年，工人增加到十来个；到2005年，小作坊变成大工厂，雇了上百个工人。

看上去，这像一个女性逐渐获得人生主动权的故事，事实上，商场上的后半生，陈金英同样不能自行掌控。她的经商轨迹，几乎和中国制造业的历史严丝合缝地扣在一起。她被时代裹挟着，从中年忙到晚年。

陈金英觉得，早些时候，钱好赚得很，但到后来，卖货越来越难，利息越欠越多，资金周转不开。80多张欠条，就这样积攒在她手里。

她的前半生被性别框着，后半生则在时代里沉浮，到了晚年，别人清闲，她在还债。提到这些过往，女儿美仙会忍不住替母亲难过，然后感慨一句：“都是大梦一场啊！”但陈金英还是老样子，觉得没什么过于艰难的事，也没渲染后悔的情绪，认为说那些都没用，还是得打起精神做事情。

除了生意失败，生命的变故和家庭的破碎也在她的掌控之外。起初，她的大儿子做生意失利，欠下十几万元，大儿媳吵着要离婚。陈金英怕儿子没了家，便替他还债，但最后，大儿媳还是走了。二儿子是司机，以拉货为营生。开厂后，陈金英给他提供足够的货源，但没过几年，二儿子因酒精中毒去世。

即使是在这些时刻，家人也没见她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忙完儿子的后事，她就一个人回房间，关上门，待上一整天，第二天，又开始卖她的羽绒服，“忙起来，就顾不上伤心了”。

但有一年春节，家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她掉眼泪。当时一家人正吃着团圆饭，债主到家里来了，话越说越难听。起初，陈金英还忙着解释，但后来，她不说话了，眼泪顺着密密匝匝的皱纹往下流。家人理解她，这些眼泪积了几十年，她风风雨雨一辈子，尽是些徒劳无功的挣扎。

在有关过去的讲述里，陈金英周旋在庞大而热闹的关系网里。在家中，她有长辈，有兄弟姐妹，有儿孙；她当医生，天南海北的病人找她开方子；生意场上，她去谈合作，做公益，上百个员工靠她发工资；欠债后，每一张欠条又都连接着一个具体的人。到生命的暮年，陈金英显得十分孤独。

后来，女儿定居石家庄，孙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她一个人住。前几年，老房拆迁，新房还在建，她只能租房住。她找房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没人愿意把房子租给一个80多岁的独居老人，万一出什么事，不但危险，还麻烦。陈金英四处打听，最后是一个比她还要年长两岁的老人接纳了她。对方也是独居，年纪大了，有个室友，也算有个照应，两个人住在一块儿总比一个人住好。

一进门，两个卧室并排，老人租给陈金英的那一间在里面，布置得算不上温馨：房间被分成两半，一半放货架，一半放床；床也被分成两半，一半放货，一半睡人——为了省一些租仓库的钱，陈金英把一部分羽绒服存货塞到出租屋里。她把台灯摆在床头，台灯下是她的药瓶和纸笔；柜子里塞着书，还放着半个已经发霉的苹果。在人间闯荡八九十年，陈金英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间房子里。

客厅的一角，她放了把椅子，平时靠在那里休息。她驼背，缩在椅子上睡着后，就像溺在水里，嘴巴微张着，两颊的肌肉凹陷下去，皱纹向眉尖和嘴尖聚拢。她老了。

七八十岁的时候，陈金英觉得自己还年轻；但是过了90岁，她开始自称老太婆。早上去店里时，她要花些力气才能将手里的钥匙对准锁眼。她心脏不太好，爬楼梯爬快了，胸口就会闷得慌，要停下来休息；腿脚也不如从前了，总感觉关节用不上力，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总需要手臂支撑一下。

2021年，债还完了，羽绒服店她没关，请了个叫小叶的年轻店员帮忙照看。除了春节，她几乎每天都守在店里。春节时，她也只给自己放了3天假：先花15元剪头发，然后去孙子家吃顿团圆饭，再回到出租屋里，看了足足3天电视。

她心里有笔账：合租的房子房租每月800元，由女儿和两个孙子共同承担；店铺和仓库租金每月5500元，小叶的工资每月3500元，都从店铺的收入里支出，如果赶上生意差劲、入不敷出的时候，陈金英就得用自己的退休金垫付。

可就算这样，她还是坚持把店开下去。现在，家人不在身边，小叶几乎是陈金英最亲的人。债还完了，两个人继续卖羽绒服。小叶理解陈金英的坚持：“这是她的精神寄托，忙起来，有事情做，她就不觉得孤单了。”

清晨，隔壁的手机店、服装店，甚至小餐馆都还垂着卷帘，陈金英就开始营业了。她照例弓着背，穿过黑黢黢的楼道、挂着警示牌的危房，行走在南方潮湿的空气中，几分钟后便来到店门口。小店塞在巷子里，孤零零的，不起眼，但它有块霓虹招牌，一按开关，灯就五颜六色地闪，让自己看上去热闹些。

陈金英打开店门，点亮招牌。

（晚 树摘自《人物》2023年第1期，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