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命草木

曾孝濂（王立松摄）

 

为植物画像

 

我今年83岁，退休前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我1958年高中毕业后，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录用，成为一名见习员。我进所里不久，就赶上“国家三志”立项。什么是“国家三志”？就是《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这是国家的大项目。

我一开始被分配到植物化学实验室工作。我从小就喜欢涂鸦，工作之余也喜欢写写画画，被领导注意到了，领导就把我调到了植物分类实验室。

《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后，我正式开始画植物标本，一画就画到了现在。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幸，从事的工作和爱好一致。那时候我想的就是要拼命地学习，不辱使命，尽快掌握一些基本的技能，能够尽早地胜任工作。

玉兰

 

 

到底什么是植物科学画？简单地说，就是以植物的形态特征为主要表现内容，尽可能准确及完备地体现一个物种的分类特征，就像为植物绘制身份证肖像。它不是纯艺术，而是一种功能性绘画，必须有鉴别物种的功能。它既要求真又要求美。真就是要符合植物的客观存在形态，美就是要达到较高的审美水平。

什么是《中国植物志》呢？植物志就等于为我们国家的植物树碑立传、画肖像。植物志、动物志、孢子植物志，都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典籍，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有自己的“三志”，它们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库，同时也是保护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依据。所以我们做植物志的人都“不求闻达，只求尽职”，要为国家积累基本资料。

那时候我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在标本馆查资料、看标本，请教分类学家；在植物园写生；在图书馆学习前人的插画技法。

从画得准到画得活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越南在跟美国打仗，疟疾肆虐。我国组织了一支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队伍，代号“523”。

非常幸运的是，我被选中加入了这支队伍。这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够进热带雨林，这对我的绘画观念及之后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考察队里画画的就我一个，我们每天早上出发，还有部队带着冲锋枪跟着我们上山。如果这个地方有需要画的东西，我就一个人留下来。因为当时没有手机，也不能定位，我就在原地待着，等大部队原路回来会合。因此，我非常幸运，能够一个人在山上待大半天。

滇重楼

 

 

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等有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些在大城市里见不到的景象，这种光影、这种色彩，用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到了西双版纳以后，我才认识到什么是生态环境。植物、动物、微生物，每一个物种在森林里都有自己的生态位。它们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形成一个天然的生态网。我沉浸在大自然里，画画的时候忘掉很多东西，好像自己融入了大自然之中。

在“523”队伍的5年当中，我的观念改变了。我觉得画植物科学画不仅要画得像，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植物的生命力。画得准确不再是最高标准，按照自然规律呈现植物的生命状态才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有了这个观念，再回到标本馆，我画植物的标准就从“画得准”变成“画得活”了，不仅要复原出植物原初的自然状态，还要尽可能地把植物对生存的渴望表现出来。生有涯而学无涯，知识无涯，这是值得我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的目标。

红尾伯劳

 

 

有了目标，我就不会停下脚步。“一息尚存，折腾不止”，已经是垂暮之年，依然故我。

画鸟

 

最早我想画鸟是在西双版纳，每天早上起床时天还不太亮，各种鸟叫声就像交响乐。我就溜达到营房外边，看到在一棵树周围，有很多鸟飞上飞下。

我走近一看，发现自己没见过这种鸟，后来才知道它们叫黄胸织布鸟。它们在专心致志地做窝，树下面有一大堆白茅草。因为我在高处，它们在低处，恰好那个树冠离我很近，我就很清楚地看到它们是怎么做窝的。它们做窝跟人穿针引线差不多，这边穿进去，那边拉出来，嘴和爪子配合得非常好。

那时候我就萌发了画鸟的强烈欲望。

退休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画鸟，用几年的时间画了100种鸟。

2008年发行的《中国鸟》邮票，是我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鸟类专家杨岚一起创作的。邮票上的9种鸟非常难画，有的标本不全，我们根据文字描述一点一点地修正，用了3个月的时间。没想到这套邮票发行后还获得了一个国际奖项。这还是我国第一次有人获得这个奖项。

生物绘画，何去何从

 

一直到了2004年，《中国植物志》才算完成，一共128个建册，5000万字，9000多个图版。这是一项系统工程，1997年，工程还没有全部完成，我就退休了。我的一些同事虽没能见到《中国植物志》的出版，却默默无闻地为之奉献了一生。

《中国植物志》完成以后，我们这些人应该何去何从？我们要走出科研院所，走出标本馆，到大自然里去，要把画画得更鲜活、更贴近大众，让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唤起大家对大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一画就上瘾，我觉得，小的时候画画是爱好，工作的时候画画是职责，退休了以后画画是积习难改。现在老了还觉得还没画够，那就是精神的皈依，支撑着我继续折腾。

我真的就是为这件事而来的

 

天有不测风云，我在80岁的时候被诊断出肺癌。这件事当时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还有很多想画的没画，还有很多想表达的没表达出来。

绿孔雀

 

鸡冠花

 

 

医生跟我讲了各种风险，我说我宁肯冒这些风险，也不愿意做化疗、放疗。我怕做了化疗、放疗之后，手就抖了，那样就画不成画了，生命还有什么意思。

出院后的第二个星期，我看到我们小区里的鸡冠花开了。它们不仅花开得好，叶子也红了。我就赶紧开始试，看我还能不能画。我当时画鸡冠花，就是表达我的一种心情。鸡冠花又叫雁来红，老了之后它还红，于是我很用心地画了一幅鸡冠花。

我画完之后觉得，虽然我老了，但还能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莎鸡

 

 

我这个人运气好，应验了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我真的就是为画画这件事而来，为做这件事而去的，老了、生病了都不在话下。我只要一画画就什么都不想，非常愉快，非常知足。

还有很多想画的没画

 

今年很幸运，我还做了几件事，第一件是画《诗经》中的生物。在江户时代就有一名日本画家绘制了《诗经名物图解》，于是我想，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画？

我尽了很大的努力，《诗经》的插图终于完稿，并交付中国林业出版社，我完成了其中将近90幅画。因为《诗经》是西周时代的著作，所以我在画的时候用了一点中国画的画法。

第二件事就是我的夙愿，画鸟画花以后，要用中国水墨画的形式画100幅树和树的生态景观，我起名叫“水墨生态”。它们既具有生态画的理念，又采用了中国画的传统形式。

第三件事就是完成了《极命草木》，这是以我近3年的作品为主的一个大型个人画集。

“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我们所的所训。“极命草木”就是极尽所能地珍惜爱护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乃至所有的生命。所以这本书既有花又有鸟。它叫“极命草木”，就是告诫我们要珍惜所有的生命。

我对明代顾炎武的一句话深有感触，他说：“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人的认知跟大自然永远是不可能画等号的，我们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的是无穷的。所以我现在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绘画的技能，考虑绘画的一些新的表现形式。

我画了一辈子，想追求完美，想追求极致，但远远做不到。任何事情都是阶段性的，我在这个阶段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的画没有一张是自己完全满意的。所以我不期盼人人都喜欢我的画，我只是希望看画的人能关爱画中的生命，它们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

（粉 黛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席”，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