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的诗歌课

 

对贵州深山里的一群孩子来说，写诗和摘玉米一样皆属日常。

诗意可以诞生在任何时刻。一次放学后，他们小心地绕过庄稼和烤烟苗，踩在嘎吱作响的松果和杉木叶上。他们嬉笑着，朝对方脸上吹蒲公英，往对方身上挂带刺的合欢叶子。

当时正值傍晚，远山连绵，炊烟飘进云里。原本内向、瘦弱的男孩袁方顺，漫不经心地吟起刚作的诗：“金黄的夕阳/天空无处藏/眉眼形如弓/做（坐）着剥莲蓬。”他解释说：“云朵是太阳的眉眼。”

一只金龟子爬到他手上。他顺从地让它爬上胳膊，然后微微倾斜手臂，引它爬回叶子。

袁方顺是班上最高产的小诗人，3年里用掉了10个诗歌本。他的父母离婚已经两年，他不愿再提起对妈妈的想念，但他还是会读自己写的那首诗：

“以前你是春天的光彩/可你离开了我/我在柳树上贴着‘妈妈我想你了/流水像你的头发随风飘扬/鹅卵石上也有你的微笑。”

袁方顺所在的班级是六年级唯一的一个班，71名学生刚好挤满教室。3年前，语文老师龙正富开始在班里上诗歌课。从此，每天都会有人把新写的诗悄悄递给他。

如果只看学习成绩，他们并不算优秀：4个乡镇的35个班中，他们语文和数学的平均分都在60分上下浮动。他们脸上总带着泥土和“高原红”，看起来无忧无虑——课间爬到树上捡羽毛球拍，在开裂的操场上跳皮筋、跳绳，上课铃一响，就将手里的篮球随意扔进草丛。有老师形容给他们授课的过程像“牵着蜗牛散步”。

但他们会写沉甸甸的诗，有关死亡、离别和思念。

“可以什么都不做”

 

在诗歌课上，龙正富上来就说：“你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课堂上，龙正富总把身体压得很低，很少表达意见，只是不停地发问：“你看到了什么？”“你喜欢他的表达吗？”“别人喜欢不喜欢重要吗？”

40分钟过去，课件还停留在第一页。不停地有学生站起来分享自己的观察。“你们说得太好了，我觉得我不敢多说”，龙正富在讲台上激动地攥着手。

下课后，孩子们追着给他看诗。他坐在厚厚一沓本子旁，轻轻地读诗、拍照，然后郑重地写上批语。即使有些句子平平无奇，他也会画上波浪线，打上叹号。批语大多无关好坏，多是一些他对诗里情感的回应。

有孩子写：“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房里/使我每天都露出了/牙。”他批：“老师也开心。”有孩子写：“我走在路上/发现/我的影子一直/悄悄跟着我。”他批：“当我们停下脚步，留心周围，也就开始关注自己，关注生命。”

龙正富接触诗歌课源于一次偶然。2019年，公益组织“是光”（国内最大的乡村诗歌教育公益组织——编者注）和黔西市教育局合作，给当地的乡村教师提供诗歌课程的培训。申请表发下来，校长转给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转给龙正富。龙正富边想边填，直到晚上才填完。

龙正富班上的孩子们语文基础不好，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进行诗歌创作。

“诗歌就像一个好玩的游戏。”一个男生说。他是班上最调皮的男生之一。在班主任眼里，他成绩不好，但在劳动的时候很积极，会主动拿着铲子去厕所淘粪坑，粪水溅到身上也不介意。

这个男生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是他在看到一只小狗被撞死后写的：“当我的小狗出车祸时/我会用我的手/轻轻地/抱起来/当我看见它的身体时/我的泪眼/瞬间掉在我的心上。”

“在诗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

 

龙塘小学所在的重新镇，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龙正富说，如果没有诗歌，他很难获得孩子们的信任。之前孩子们的情绪会在某一天突然变化，比如突然不愿意说话，或者在课堂上掉眼泪。他问孩子们怎么了，孩子们什么也不说。

3年前他开始上诗歌课，他带着孩子们读诗、写诗。一学期结束，孩子们写出的只是“流水账”，但他还是耐心地给每首诗拍照、写批语。

慢慢地，孩子们放下了防备。一个孩子原来总是上课睡觉，从不和龙正富说话。一天深夜，他突然给龙正富发信息，说自己反锁了房门，想从楼上跳下去。

后来龙正富了解到，这个孩子不到一岁时母亲就离开了家，他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亲正准备再婚。母亲想见他，却又托人说，见面时要孩子装作不认识她，喊她“阿姨”，因为她的新家庭不知道她有孩子。

“我30多岁了，这种事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让一个孩子去承担，怎么可能呢？”龙正富说。

林怡是班上的第二名，但她的父亲说：“不希望她有多么优秀，就希望以后找工作好找一点。”得知女儿写诗得奖，他只当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一个人的时候，林怡会花很多时间发呆。当太阳落在山尖尖上，她就站在猪圈旁的葡萄藤下，望着山，直到太阳的影子从山上消失。

“我会想山那边的人，看太阳会不会很近很近？还是说他们面前也有座山，太阳其实是从那座山上落下去的？”

《月亮》这首诗就是林怡在独处时写的。“把我的小硬币放在纸下/用手电一照/你别告诉别人/我在纸上发现了一个小月亮。”

从3岁起，林怡就习惯了送别外出打工的父母。如今，她将思念藏得很深。母亲上班前给她打电话，她不知道说什么，但也不愿意挂电话，最后只能没话找话地问：“妈妈，你就要上班啦？”

“是啊，我们这边天都黑了。”

“可我们这边天还很亮！”

想要看懂她很难。她有两个诗歌本，一个用来写记录心情的诗，一个用来写给老师看的诗。在那个其他人没看过的本子上，她把孤独和悲伤化为竹子上的雨珠、踩在脚下的泥土。

她说，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快乐的诗，背后也有不开心的秘密。“在诗里，我可以自由地表达，”她很满意大家都读不出来那些不开心，“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

孩子们的诗里有复杂而微妙的情绪。比如写失望：“我马上就要摘到星星了/可是楼梯一滑/我摔倒在地上。”

写怜悯和救赎：“夕阳把光/洒在水底/仿佛/想拯救以前/落在水底的小孩。”

写残酷的告别：“雪人/望着冬天离开的背影/可是冬天没有留下/而是/转过头来笑了笑。”

他们用树、风、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田野，包裹自己隐秘的现实生活。

“回到生活中”

 

距离孩子们毕业还有一个多月，龙正富把5月的这堂诗歌课主题定为“转角”。

他准备的课件上放着尼采的诗《我的幸福》：“自从厌倦了求索/我便学会了看见/自从一种风向和我对着干/我便乘着所有的风扬帆。”

龙正富有些动容：“这首诗送给你们，也送给我自己。这几年是你们陪伴了我，是你们的诗歌陪伴了我。”

他回想起自己曾带学生们去树林中漫步，去小溪边抓小鱼，把鞋子甩在一旁。玩累了，坐在草地上写诗，孩子们用笔拨弄虫子，把草含在嘴里，花瓣撒满本子。

很多诗都写于自然中。一个女生说，她坐在山顶，听到鸟在叫，猫在跑，自己的本子差点被风吹掉。

她写道：“小鸟去捉风不想让风走/可风太大了/风却把小鸟捉着了。”

“诗意是叙述文字之外的真相”，诗人朵渔给乡村的老师和孩子上过课。他发现孩子们很擅长捕捉诗意，虽然写出的文字并不完全是诗歌，但里面有诗最核心的东西。

“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是初次的，他们在感受和命名这个世界，这就是诗人干的事情。等他们长大了，这种能力很可能会消失。”朵渔说。

龙正富希望能通过阅读和郊游，唤醒孩子们对生活的感知。他发现很多孩子的生活是贫乏的，家长的情感缺位和对成绩的焦虑，让孩子们丢失了看见周围世界的能力。

他觉得小学阶段是孩子们最依恋家长的时期，他说：“如果这时候接触太多权威、固化的东西，孩子们就会失去个性，想象力会被磨掉。”

渐渐地，孩子们的表达也发生了变化，“在慢慢接近他们所看到的、真实的东西”。

班上有个“问题”女生，原来总喜欢恶狠狠地瞪人，和母亲吵架、离家出走，在草堆里过夜。但开始写诗后，一次她和母亲去种玉米，看到母亲忙碌的手上有密密麻麻的褶皱，指甲剪得很短。于是她写道：“我跟妈妈去玉米地了/我什么也没看见/只看见妈妈的那双手。”

一个女生在作文里写爷爷和爸爸的离世：“有一天，爷爷说，‘宝贝，爷爷要去给你摘星星了，乖乖，我会送到你的梦里。我知道，爷爷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

“晚上，咚咚咚，有人在敲窗子。我睁开眼，啊，爷爷怎么在窗子边？我连忙把窗子打开，爷爷手上有星星的残渣。我擦了擦眼泪说：‘我不介意的。

“我以为这已经是很难过的事情了。直到爸爸也走了，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宝贝，爷爷太孤单了，我去陪他，别哭，别闹，静静地等待夜晚和我的到来。”

“你从她的文字中能感觉到，她很沉痛，但这种分别呈现得很自然，她的情感很克制，也很有力量。”龙正富说。

“成长就是放弃想象的过程，”朵渔读孩子们的诗，发现他们拥有大人失去的勇气，“大人被现实一锤一锤砸下去了，但孩子们没有。对生死，对宇宙，大人想不通就不想了，但孩子们会追问。”

龙正富受孩子们的影响，也开始读诗、写诗。过去他总觉得自己太感性，聊天聊得激动时总会红了眼眶。

“诗是宁静中回忆起的情感”，从诗中他学到了克制和调整。龙正富喜欢读汪国真的诗，他说：“他激动、澎湃的情感，是用诗的语言压着的。这是一种克制的力量。”

看到班上的学生对异性萌生爱意，龙正富并不会指责，“有时候他不是感受到了爱，而是缺少爱，感到空虚，想寻找寄托，想寻找懂他的人。大人都会有这种冲动，更别说孩子。”他会讲关于爱情的诗，讲真正的爱是“志同道合”。

“顺着石头的缝隙流淌”

 

有人问朵渔，学会写诗后，就算孩子们未来留在山里成为农民，会不会也是快乐的农民？

朵渔笑着打破了这种幻想，说：“可能会成为一个痛苦的农民。他会对美有更高的追求，情感会更丰富，也可能更敏感、更脆弱。他可以逃避到诗里，但撞到现实会更痛。”

不过他又说：“诗歌就是在痛苦中寻找快乐。痛苦更深，快乐也更强烈。”

“写诗会让一个人即便在人群中，也像独自一个人。它让人更容易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将周围的世界当作一个可观察的客体。”

这是诗歌独有的力量。林怡看到家门口落在地上的葡萄，她会想，那代表着葡萄藤无法承受的重量。“但葡萄藤并没有把葡萄全丢下，那么我遇到挫折了，我也不想把它丢下。”

班长顾敏常被班上的男生说“彪悍”，但她有一个粉色的硬壳本子，里面写满了诗，比如这首《给全世界的信》：

“小树姐姐给全世界/写了信/小河、大海/也收到了/只留下光秃秃的自己。”

父母离婚后，顾敏一直跟着母亲生活。诗歌里存放着顾敏的勇气，她写道，自己的理想是“成为经济独立的人”。她写妈妈：“妈妈就像我的太阳月亮/白天夜晚都在保护我/倾覆着我的全世界。”

“诗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价值体系。也许有人说，靠写诗又考不上好学校，有什么用？但如果一个人从写诗得到的成就感和快乐足够大，他就不会受到外界的伤害。”朵渔说。

“我们教孩子写诗是为了培养心灵，不是为了培养诗人。”朵渔回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诗在校园里是种风潮，但当年诗社的同学中，现在还坚持写诗的只有他一个。

“坚持下来的概率是极低的。但诗歌可以帮人们探索生存的边界。”朵渔说。

7年前，“是光”的创始人康瑜在云南的一所乡村小学里支教。除了写诗，她还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她离开后，只有诗歌留了下来，“即使没有老师，孩子们仍然每天写诗”。

“像种子一样温和地落在地上，”康瑜形容诗歌在应试教育中的存在，“就像小溪流过，不是推开石头，而是顺着石头的缝隙流淌。”

龙正富带过很多届六年级，但第一次认真地替孩子们设想他们毕业后的未来：“他们以后会遇到怎样的人？又会怎样努力成长？”他打算把班里孩子们的诗做成诗集，在毕业晚会那天发给每一个人。

总有孩子送来折好的星星、写的字条、橡皮泥捏的苹果。他们问龙正富：“如果我们以后还写诗，能发给你看吗？”

袁方顺说，成为初中生后，他不想写以前的诗，“要写快乐的诗”。即使现在他的书包里装着考了十几分的英语卷子，即使那些崎岖的山路，还将是他一个人走。

他在《我》这首诗里写道：“我也许是一个小小的/童话/在这里永远的歌/永久的梦/都在我这个小小的/诗里/我想穿过一丛灌木丛/在里面/流星永远不发光/白天永远不昏暗/水坑永远是小句号/这篇童话永远长不大。”

（小丸子摘自微信公众号“冰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