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票的学问

 

最近，中山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王则柯老先生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问，适值先生81岁生日，众人给他办了一场生日宴。王则柯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王季思教授，是20世纪闻名遐迩的文史大家，被誉为“岭南文化的最后一颗文化灵魂”。

我观察到，王则柯老先生吃鱼时是从鱼头动筷子的，暗自吃了一惊，就问老先生缘故，他只说是家里的习惯而已。这可不是一般的习惯！普通人吃鱼，往往从肥厚少刺的鱼腹下筷，而王老先生从鱼头下筷，是很会吃鱼的。我在浙江大学读硕士时，导师是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张旭昆先生。张先生当年在东北插队，曾经在乌苏里江跟着一个老渔夫打了一阵子鱼。他告诉我，鱼身上最好吃的一块肉就在鱼头，是鱼眼睛后面的那一块肉，其次是尾巴上的肉。

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先生讲过的一段典故。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是一个鱼米之乡。但他主要着墨的那个历史阶段，是湘西很混乱的时期，不仅军阀横行，而且土匪很多，经常发生绑票的事情。但由于世道乱，土匪绑架人质不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经过精心安排。他们常常是到镇上抓几个人回来，就开始琢磨要赎金的事了。

那么，问题来了，每个被绑架来的肉票，该问他们的家人要多少赎金呢？在这里，绑匪和被绑架者之间，就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双方拥有的信息不对等。比如，在绑票这件事上，绑匪不了解被绑架者的家庭财富状况，如果要得太高，对方拿不出来，那就无法交付赎金。虽然绑匪可以撕票，但作为一个干绑票的土匪，这样做无疑算失败了。而如果被绑架的人家里富得流油，你却只要了一点儿赎金，人家轻轻松松就掏了这笔钱，把人赎回了。那么，还得说，作为一个干绑票的土匪，依然是失败的。对土匪而言，最有利的情况是，刚好要到对方能出的最高金额，这样的土匪才是最成功的土匪。当然，这是从土匪的角度看，而从被绑架者的角度看，自然是土匪把赎金定得越低越好。

 

不要小看绑票这个行当，学问很深，而如何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称问题，是这门学问中第一等高深的内容。土匪抓到一批肉票之后，会先把这些被绑架来的可怜人关起来，饿上两天。之后，绑匪再给肉票送来一条鱼，绑匪则在一旁偷偷地观察他们如何进食。如果这个被绑架的家伙在饿了两天之后，吃鱼时还从鱼头或鱼尾开始，就说明他平时经常吃鱼，这样的人，非富即贵，绑匪就可以要一大笔赎金。如果他一上来就吃鱼肚子，说明这家伙平时不经常吃鱼，至少不挑剔，因此，家里一定很普通，那赎金也就少要一些。

湘西的土匪，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们的做法与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信息经济学，有不谋而合之处。信息经济学要研究的一类重要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在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经济学家对这个世界做了诸多简化，其中一个简化就是不存在信息的不对称，仿佛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谁都没有信息上的优势地位，平等得几乎让人忘记了真实世界的样子。

可这红尘俗世，信息到处都是不对称的。湘西的土匪，虽然处于信息上的劣势地位，却设计出了一个精巧的机制，准确地获取被绑架者的类型信息。经济学虽然不能阻止土匪，但通晓信息经济学的被绑架者能通过披露错误的信息，保护自己。不要以为绑票之类的学问只发生在小说和历史里，如果留心，会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有这类学问的用武之地。

（葭 晞摘自《南风窗》2023年第13期，小黑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