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战争”

大人们总是很奇怪，一方面敲锣打鼓地想要我们读书，一方面严防死守地不让我们读书，当然，是不让读他们所说的“闲书”。

上初中以后，学校把课外书统统视为闲书，一经发现就将其没收。那时我们一周的零花钱很少，攒两个星期才可以买一本书。有一本新书后，大家轮流传阅，男生看武侠玄幻，女生看青春文学。现在想来，那些“地下”书籍里竟偶尔也有《红楼梦》《白鹿原》之类的文学经典，真算是一种误打误撞。班主任是个厉害的人，视力奇好，对收书之事乐此不疲，常常在课上突袭，让人防不胜防。教室开前后两扇门，又在靠走廊的墙上开了两扇大窗，整个教室老师一览无余，学生无处遁形。学生看闲书的热情虽扑之不灭，但荷包未必扛得住一收再收，常常同时陷入经济和精神两方面的困顿。

好在我有一个天才朋友，她想出一个天才的主意：学校规定每周三下午开年级大会，全体教职工必须参加，只剩教导主任在走廊巡查各班自习情况。整栋教学楼，教导主任一个人根本巡查不过来。这时，我与她大大方方地去教师办公室，在班主任桌子下面的“禁书”堆里抽两本，塞在校服里带回来。“借”回来的书，看一个星期，下个星期还回去，还能再换两本继续看。那时的我们胆大包天，居然有如神助，半个学期都没被发现，甚至没在走廊碰上过一次教导主任，还遗憾自己预想的诸多机智应答都没派上用场。只是后来课业渐重，加上躲避老师的功力越来越高超，也就不必再“借”书了。

那段时间，我和朋友心照不宣地享受着我们隐秘的快乐，如今虽常以“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扬扬自得，但当时总是有点惶惶不安。毕竟“偷”是见不得人的，又常常得提防有同学告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学校学习都极其用功，只为回家多点时间读闲书。那时最大的收获是读了不少男生读的书，如古龙、金庸的小说，我们平常不会去买，而男生又不屑读同我们交换的书。武侠作品，不读则已，一读便令人着迷。我们觉得自己似香帅一般来去无踪，神不知鬼不觉，私下里常以侠盗自居，且觉得共患难后，情谊更是不同于别人，恨不得歃血为盟，义结金兰。现在想来，虽然好笑，却也是一颗拳拳之心。

在我的学生生涯里，阅读的“战争”从来没有停过，也不总是胜利的，高中时我就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那时我总在课堂上读闲书，不料班主任上物理课时突然袭击，像是直冲我的座位而来。我来不及遮掩，手忙脚乱中小说竟掉到了地上。“站起来！”班主任的语气很是严厉。我一时如在梦中，竟坐着没有动。“站——起——来！”她一字一字地重复了一遍。这次我赶紧站了起来。“这是什么？”她问。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是一本书，一本长篇小说，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也是一本闲书，一个我不务正业的罪证。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所以只好沉默。那时她大概还说了不少教训的话，我低头乖乖领受。其他同学也只能乖乖领受。他们坐在下面，噤若寒蝉，头比我低得还要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训诫。往日我坐在下面亦很习惯，此时却羞愤于19世纪法国文学的骄傲和我这个21世纪的普通高中生的尊严被碾成了碎片。

“人生识字忧患始”大抵没错，而读书这件事竟使我同各种人斗智斗勇十几年，直到后来读了中文系，才有了堂堂正正读闲书的资格。如今的我早已明白老师的责任与苦心，却仍会做那些梦，梦到潜伏在窗外的眼睛，梦到我在禁忌中尽力“战斗”的那些日子。那段日子其实很普通，但对一个少年来说又很重要，有时候关乎自由，有时候又关乎尊严。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个人曾珍视这份心意，那是个年轻而温柔的女老师。她在放学后把收走的那本书还给我，我惶恐地向她保证再也不会上课看闲书了，她那时却只是轻轻地拍了拍那本小说的封面，笑着对我说：“这世上没有一本书是没有用的。”

直到今天我仍在想，如果自己做了老师，恰好也在课堂上逮到一个偷偷读小说的女孩，她也是那样惶恐不安地等我发落，我大概会轻轻敲她的额头，笑着告诉她：“这世上没有一本书是没有用的。”

（洛华摘自《广东第二课堂》2021年第11期，与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