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好兵书

杜牧十五六岁时就喜好兵法，读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他较早开始做这样的一种准备，在诸多仕子和诗人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杜牧的十六世祖杜预、曾祖杜希望都是名臣，属于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将相之才，并且精研战术，驰骋疆场，屡建奇功。可见杜牧对军事的向往有家族渊源。

他出生时，“安史之乱”已过去了四十年，这期间国家尽管有过中兴气象，但十分短暂，很快又步入内忧外患之期。治国必先善兵，这是他从小就懂得的道理。一个有大志向的少年，除了熟读儒家经典，准备应试入仕，还要蓄养和熟悉兵谋韬略，这一点，杜牧一定受到了曾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

他在三十一岁那年写出的《罪言》，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一方面是成文早，另一方面正是此文体现出青年杜牧非凡的见识。后来他又写出了《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兵学宏文，还将《注孙子》十三篇献给了当时的宰相。“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乱者，未有暴乱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国家者。”(《上周相公书》)这是他从偏远的睦州返朝后，对宰相周墀的进言，历经世事沧桑，依旧是锐气未折、畅笔直抒，实在难能可贵。

他前后在幕府做了十年。十年之后，又开始长达八年的刺史任期。第一任在黄州，当时正逢回鹘大乱，杜牧心焦急切，不断就用兵之事上书，在五言诗《雪中书怀》中有这样的句子：“臣实有长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议，食肉寝其皮。”

他曾说过：“为国家者，兵最为大。”他认为主兵者“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注孙子序》)。当他三十多岁入朝任监察御史时，还专门请教当时的右领军卫大将军董重质，了解当年宪宗皇帝以三州兵力讨伐淮西四年未能破敌的原因，然后潜心研究战例，总结得失。

尽管几十年来多有坎坷，杜牧却一直未改初衷，一直准备着，并将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他四处搜求兵书，苦苦研读，对自己所注《孙子》十三篇极为看重，最后为自己撰写墓志铭时仍专笔记之：“某平生好读书，为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因注其书十三篇，乃曰：‘上穷天时，下极人事，无以加也，后当有知之者。’”(《自撰墓志铭》)

在李德裕任宰相主持朝政时期，杜牧非常赞赏他平藩讨伐的主张，但苦于不能亲自上阵，为此专门上书，力陈用兵之策。李德裕一一采纳了他的策略，最终取胜。由此可见，杜牧远非纸上谈兵之人，而实在是心有机枢的干材。

与大多数儒生不同，杜牧自少年至晚年，一直在兵事上投入极大精力，并且留下了许多著作。可惜他一生都没有机会参与实践，可以说壮志未酬。这可能是让他感到最为遗憾的志业之一，也是让他大不同于一般仕子的方面。即他并非一个简单的文臣，而是具有相当武略和大格局的国家栋梁。

(卧龙摘自《联合日报》2022年2月25日，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