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双绝抵清新,中晚唐诗最可人
晚清以来,我国最流行的唐诗选本当数蘅塘退士编的《唐诗三百首》。然而,唐诗流传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且很早就走出了国门,在朝鲜、日本等国家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好奇的读者也许会问:“是不是唐人、宋人、明人、日本人……读的唐诗经典也和我们一样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诗学观念、审美风尚等等总是有差异的,这也会反映在其对唐诗经典的编选、欣赏中,就像服装、饮食的时代、民族差异一样。这里介绍给大家的《唐诗三体家法》,就是一部我国今天的读者或许比较陌生,但在元、明时期和日本却非常盛行的唐诗选本。
一
《唐诗三体家法》由晚宋周弼所编。周弼,字伯弜。其父文璞是南宋后期有名的江湖诗人,与韩淲、姜夔、葛天民等交游。弼十七八时即博闻强记,侍父时已好吟。嘉定间(1208—1224)中进士,宦游吴、楚、江、汉,足迹所到,多有吟咏。善墨竹,能诗。王士禛称其虽名不甚著,而诗“实足名家”(《香祖笔记》卷五)。弼尝自刊《端平集》十二卷行于世,今佚。李龏从《端平集》和集外诗中选出近二百首,编成《端平诗隽》,今存。
《唐诗三体家法》编于何时,在我国已无明确记载。村上哲见《三体诗·解说》云,从日本室町时代的抄本看,当成书于淳祐十年(1250)。检素隐抄《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于卷首《三体诗集起》可见:“梅庵曰:‘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秋八月,汶阳周伯弜选此集。”此说当有所本。另外,编书需要大量的书籍、时间,解官归里时期最有可能从事这项“阅诵数百家,择取三体之精者”(周弼《唐诗三体家法序》。今存诸本皆无周弼序跋,然据查屏球《周弼〈唐诗三体家法序〉辑考》〔载《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4期〕考证,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九《唐诗三体家法序》当为周弼所作。查文论据充分,其说可从)的工作。又弼曾带徒授诗,此书极有可能是他编辑的诗学教材,而有人前来问诗,应在其获得一定诗名之后。综合这些因素考虑,“淳祐十年”成书说应该可信。
由自序可知,“法”是周弼诗学关注的核心,也是他编辑《唐诗三体家法》的出发点。这与古代选本常见的分体编排、依人系篇和分题材类编等体例不同。周弼首先将所选诗歌分为“五律、七律、七绝”三种体裁。每种体裁之下,又按他分析、总结出来的“法”分为若干体。每体前有解说,后附诗例,并将诗例以“已上/前共×首”的小计分为若干小类。解说是对各体诗法的具体说明,既详细分析各体的构成、特点和写作时的注意事项,也间或指出各体的价值地位和在唐诗史上的流行阶段。这种解说附诗例的编辑方式,更便于读者揣摩、学习。
此书之所以将“诗法”作为编排的核心,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根源。南宋后期,社会上兴起了“以诗行谒”之风。许多江湖诗人将诗看作行走干谒的羔雁之具,“与物质追求直接联系起来”(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而当一种艺术或才能异化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敲门砖”,尤其是关乎生计大事时,人们对法度、技巧书籍的需求就会格外迫切,此类书籍也会雨后春笋般地不断出现。《唐诗三体家法》即是晚宋盛行的众多诗法著作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诸“法”中,周弼最看重诗歌结构上的情景搭配,将结构、表现手法(描写景物和抒写情意)、风格综合在一起探讨。五律、七律主要关注中间两联,七绝主要关注第三句。如五律,“四实”指“[中]四句皆景物而实”,“四虚”指“中四句皆情思而虚”,“前虚后实”指“前联(即颔联)情而虚,后联(即颈联)景而实”,“前实后虚”指“前联景而实,后联情而虚”。七绝“实接”“虚接”分别指用景语、情语接前两句。在“虚”(情意)、“实”(景物)比例上,周弼偏向于在诗歌中多描写景物、少抒写情意。这与当时诗坛分化之际,“宗唐”者与“宗江西”者在论争中使情景问题凸显出来有关。概括而言,前者比较重视景物,后者则偏重情意。如徐照声称:“诗凭景物全。”(《舟中》)方回《瀛奎律髓》卷一六评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却云:“此诗全不说景,意足辞洁。”
用情景体认虚实,应是周弼的首创,这丰富了传统虚实论的内涵。同时,他从虚实看待情、景,既看到了情、景的区别,也注意到情、景的互相转化、交融,深化了中国古典诗学对情景关系的认识。不过,周弼虽抓住了古典诗歌生成的核心要素——情、景,但又将其和结构联系起来,难免机械、片面。因为诗中情景搭配模式,远不止他分析的几种。周弼在五律中专立“一意”一体,指出诗歌创作还有超出“度外”的境界,说明他对此亦有觉察。后人接过周弼的话头,从“常”与“变”“初学”与“老手”的分别着眼,就说得更加圆融、透彻。如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做诗不过情、景二端。如五言律体,前起后结,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若老手大笔,则情景混融,错综惟意,又不可专泥此论。”
自序中,周弼以元和为界,将唐诗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此前的开元、大历时期是整个诗歌发展的高峰,言诗当以此为本。周弼对开元、大历诗“雍容宽厚”“雄健”“浑厚”“典重”风格的推崇,与当时不满晚唐、主张向上取法的潮流一致。但他同时用“华丽”“婉曲”体认开元、大历诗,《唐诗三体家法》的编选亦体现出对此风格的偏爱,且大量选录中、晚唐人之诗,这又显示了晚唐诗风惰性之大。即使立志“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严羽,自作诗之“格实不能超大历之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三《沧浪集》提要)。周弼诗亦被四库馆臣称为“风格未高,不出宋末江湖一派,而时时出入晚唐”(《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汶阳端平诗隽》提要)。身兼诗学观念之表达与创作样板的《唐诗三体家法》,既反映了人们的实际审美趣味,也折射了当时的真实诗风。对它在诗学史上的地位可作如下界定:南宋以晚唐为师到元、明以盛唐为师的过渡。
《唐诗三体家法》选录篇幅最大的诗人——许浑,不仅受到编者周弼的击赏(周弼“以唐诗自鸣,亦惟以许集谆谆诲人”〔《对床夜语》卷二〕。其诗受许浑沾溉的痕迹较为明显,如《严陵钓台》,从意境、造语、命意等方面看,都受《唐诗三体家法》所选许浑《咸阳城东楼》影响。《唐诗三体家法》选许浑诗16首〔五律4首、七律9首、七绝3首〕,仅次于杜牧诗17首〔七律2首、七绝15首〕。然从选录篇幅看,许浑的地位无疑更为重要),也受到晚宋“宗唐”者的普遍推崇。从时人对许浑的评论与学习,亦可看出晚宋“宗唐”诗学处于过渡期的某些特征。一方面,许浑律诗对仗精工、辞藻华丽、诗风浅近,很投合文化素养不高、受市民审美情趣熏染的江湖诗人的胃口。另一方面,许浑诗又颇具气势,佳者能做到雄浑,逼近盛唐,不少晚宋诗人对此甚是心仪。有人甚至将许浑具有盛唐雄健、浑厚之气的诗句经典化,予以模仿。正是因为许浑诗既富有晚唐的精工华丽,又雄健浑厚、逼近盛唐,最符合诗学过渡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故受到周弼等晚宋“宗唐”者的普遍推崇和赞誉。
二
《唐诗三体家法》成编后,应该先以无注本的形式流传,在江湖诗人中影响較大。原本题名当为“唐诗三体家法”,按五律、七律、七绝的顺序编排。明清之际,一些书目著录之“四卷本”或为无注原本系统。如焦竑《国史经籍志附录》:“《三体唐诗》四卷,元周弼。”然清中叶以后,“四卷本”再无著录,殆已失传。
元、明两朝,此书十分盛行,成为幼童学诗的入门书。《明实录·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四八“正德四年四月庚申”载:“……赐鲁府辅国将军当、当《四书集注》《唐三体诗》各一部,从其请也。”陆云龙《翠娱阁诗草小引》云:“予小少贫甚,无书可阅,仅《三体唐诗》、于麟选诗,借为导师矣。”可见,不论是皇室还是寒门,都备有此书,时人俨然将其看作与《四书》一样最为基础的读物。元代隐中山和明代严子安、张楷、萧宗鲁、王越、万毖之等人,甚至逐首和过此书。直到明代后期,随着李攀龙所编标举盛唐诗风的《唐诗选》的流行,选诗以晚唐风格为主的此书影响才慢慢弱化。正如何焯在《唐三体诗》卷末跋云:“《鼓吹》《三体》二编,嘉靖以前童儿皆能倒诵,如宋人读郑都官诗也。自王、李盛而几无能举其名者……”
元僧圆至是第一个为此书作注的人。大德九年(1305)方回为序。今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元刊《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本,应当最接近圆至注原貌。元以后,我国版刻的《唐诗三体家法》主要为残缺了末卷的圆至注二十卷本系统。四库馆臣将圆至注本列入存目,对其注屡加挞伐,云其“诠解文句,颇为弇陋”。高士奇亦称其注“语多纰缪”。其实,平心而论,圆至注虽沿着比兴寄托之传统说诗,偶有牵强附会之失,但对于典故、语词的训释及诗意的阐说,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准确的。钱保塘跋泸州盐局朱墨套印本《唐三体诗》云:“惟天隐注语,存者大致明赡,或加笺语亦能契合作者本旨。度其全注,未必如高江村所言语多纰缪。”应为持平之论。
至大二年(1309),又有裴庾为《唐诗三体家法》作注。裴庾注应是在圆至注的基础上而作,元以后在我国失传,幸在日本、朝鲜有翻刻。日本现存的翻刻本,主要有两种:一是《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以下简称“集注本”),二是《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以下简称“增注本”),皆保留了元刻本的版式。集注本以裴庾注为主,加进若干圆至注而成,以五律、七律、七绝的顺序编排,凡三卷,在日本流传稀少。增注本以圆至注为主,选出一些裴庾注作为增注,以七绝、七律、五律的顺序编排,亦三卷,在日本最为通行。现存较早的增注本有日本明应甲寅(1494)叶巢之刻本和朝鲜正统元年(1436)郑麟趾刊本。
与明代相比,清代《唐诗三体家法》的影响大为弱化。清人为了标举诗学理想、引导诗风走向,往往热衷于编选新的唐诗选本,如《唐贤三昧集》《唐诗别裁集》等等。但在康熙年间,出现了两种删改圆至注二十卷本而成的新注本:盛传敏、王谦《碛砂唐诗》三卷和高士奇《唐三体诗》六卷。高氏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影响较大。后何焯据明内府刊圆至注二十卷本还原、评批朗润堂刊高氏本。何氏批校本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夏时在任所泸州盐局朱墨套印出版。
何焯是清代校勘家,长于评点,手所校书,人争传宝。王重民云,何批“卷内所记年月,有己卯、乙酉、丙戌、丁亥、庚寅、壬辰,则自(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一年,均有校注。盖义门以此本为读本,十余年内,有得辄记卷内,故是正旧注之处多而且精”(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夏时《校刊唐贤三体诗序》亦云:“何义门先生以朱笔通部点勘,评语多者上下眉行间几满,于诗人比兴寄托之旨、起伏照应之法,细意寻绎、体会入微。间有题字注语为江村所删而诗意不明者,皆为补入。《选例》为江村所改者据原书校改,还其旧观。”这两人对于何焯批校、评注的评价是公允的。何氏不仅参校善本,对是书文字多有校正;而且补注了不少典故、语词的出处及诗歌的本事,对诗意、诗法的阐释也多能切中肯綮。
此外,同治《南昌府志》卷六二“南昌书目·南昌县·国朝”著录的熊大栻著作中,有《唐三体诗定本》,但版刻、存佚情况不明。台湾学者王礼卿著有《唐贤三体诗法诠评》二十卷,由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出版。陈斐整理的《唐诗三体家法汇注汇评》现已杀青,拟于2018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台湾藏元刊《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为底本,对校诸本和《全唐诗》,全面辑录了此书在国内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注释、评点和日本较有价值的大槻崇之评解。在此基础上,加以补注和考证。且在书末“附录”部分,全面辑录了与此书编(注、评)者生平、序跋著录、诸家评论、影响传播等相关之资料。
《唐诗三体家法》很早就借着佛缘东渡日本并受到彼土人士的青睐。正如日本学者越后馆机序其校刊《唐诗三体家法》所云:“元大德中,僧圆至天隐注之,长洲陈湖碛沙寺僧行魁天纪刻之,置寺中,吴人称《碛沙唐诗》。于是丛林奉为自家之宝,参禅之余,讲习传授焉。此方僧徒,渡海求法于彼土者,亦受而东归,各为注释,以授其徒。至郡邑句读之师,亦以为必读之书。”室町时代,此书在五山学僧中十分流行。义堂周信(1325—1388)的《空华日用工夫集》中,就有为弟子讲解《三体诗》的记录(如应安二年〔1369〕九月二日等条。参见张伯伟《选本与域外汉文学》,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现在存世的学僧抄本,有幻云抄、素隐抄、行云流水抄等数种。一直到江户中期,《唐诗选》在荻生徂徕的鼓吹下流行起来
之前,《唐诗三体家法》都是学诗者的必读书。林罗山《三体诗古文真宝辨》:“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学诗则专以《三体唐诗》,学文则专以《古文真宝》。”中野了随《
(平仄傍训)三体诗自序》:“盖《三体诗》者……以自开诗学之针路渡航,我邦尔后为学者不可须臾离坐右者也。”时至今日,此书还是日本民众阅读唐诗的最流行的读物。这或许是因为它多选中晚唐婉丽之作,更投合日本民族的审美趣味。森槐南《三体诗评释》题词其一即云:“才情双绝抵清新,中晚唐诗最可人。宛是江南好风景,落花片片媚浓春。”
从可考情况看,首先传到日本的是集注本和增注本:集注本流传稀少,增注本翻刻甚多。后来又有圆至注二十卷本和高士奇注本传到,亦有翻刻。除以上诸本的翻刻本外,日本还出现了不少本土化的详解、批点、注译、训读本。有些评点或注解直接是用汉语文言书写的,价值较高。如昌易《
(首书)增注唐贤三体诗法》三卷、熊谷立闲《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备考大成》二十卷、大槻崇《三体诗绝句解》二卷等。
《唐诗三体家法》传到朝鲜的时间也比较早,影响亦很大。据韩国学者朴正教《三体诗的实体及国内接受情况》(载《大东汉文学》1999年第11期)一文考察,此书1436年在清州刊行,到16世纪末共刊行了15次之多,说明深受文人们的喜爱(参见韩梅《朝鲜王朝汉诗风格变迁考》,牛林杰、刘宝全主编《中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第3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16ZDA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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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银 陈斐 已更新 1 篇文章
- 《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3期才情双绝抵清新,中晚唐诗最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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