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烂朝报”何尝有?
“断烂朝报”一语,最早出自王安石之口。自宋代以来,几乎众口一词,认为这个比喻是王安石对经书《春秋》的指斥。这一逸事,研究思想史、学术史乃至历史的人,大多熟知。
经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民族融和,到了大一统的唐代,胡汉语境本来已经淡漠,不过,承继五代的政治地理,宋代紧张的民族关系,又重新强化了华夷意识。这一现实背景,让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春秋》地位升高,备受重视,带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大凡带上象征意义的事物,是不容轻易置评的。比如之所以不能轻易否定岳飞,不能轻易肯定秦桧,不光是基于客观的历史事实,还有象征意义带给人的感情因素掺杂其中。王安石斥《春秋》为“断烂朝报”,在宋代饱受非难。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李幼武接着朱熹编的《名臣言行录》,以及理学家胡寅、真德秀也都以此指责王安石。
《春秋》不仅讲尊王攘夷大一统,还有以微言大义的笔法,褒贬历史人物。这就让《春秋》更具有了深刻的历史意义。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从此可以仿效《春秋》,以微言大义让乱臣贼子惧。《春秋》的这一作用的阐发强化,使史书不再仅仅是作为资治的通鉴而存在,更成为高耸的穿越时光的历史耻辱柱。让昏君乱臣都不敢肆意妄为。大哉,《春秋》!
《春秋》一经,拥有如此多层的伟大意义,王安石居然斥为“断烂朝报”,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王安石真的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了吗?宋人多数对此深信不疑,只有微声稀音表示了异议。程颐的弟子尹和靖就说:“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据此,南宋林希逸在其《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八《学记》中为王安石鸣冤:“今人皆以‘断烂朝报之语为荆公之罪,亦冤甚矣。”
这件公案,经过清人蔡上翔等人全力发覆,几乎可以断言,这是泼给王安石的一盆脏水。当代《春秋》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赵伯雄先生指出:“通览王安石全部著作,无一语诋《春秋》者,反而多次引用《春秋》传义。”
不过,王安石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见于宋朝国史,因此,在《宋史·王安石传》中也有记载。见于国史也未见得着实,争议甚多的王安石变法,让倾向于否定王安石的国史传记问题颇多。尽管如此,从《宋史·王安石传》对于王安石指斥《春秋》为“断烂朝报”一事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丝破绽来。传载:“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中的一个“戏”字。戏者,玩笑也,当不得真。
从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的转引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记载:
其高弟弟子陆佃师农、龚原深父并治《春秋》。陆著《春秋后传》,龚著《春秋解》,遇疑难者,辄目为阙文。荆公笑谓:阙文若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盖病治经者不得经说,不当以阙文置之。意实尊经,非诋经也。
这段记载尽管我还没有找到原始出处,相信《宋史》本传中的那个“戏”字,就是由这段逸事而来。而这段逸事所述便是王安石说《春秋》为“断烂朝报”的具体语境。本来王安石是一种反讽的假设说法,犹如说“夔一足”。以讹传讹,“断烂朝报”就落实成为对《春秋》的指斥。
为王安石翻案,并非此文的本意。我感兴趣的是王安石对待文献的态度和处理对文献的认识。
其弟子研治《春秋》,遇有解释不通处,便视为文字有脱阙。对此,王安石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史书的《春秋》就成残缺不全的文件汇编了。显然,王安石不赞同这样的认识,以及以这样的认识来处理文献中的疑难问题。
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王安石的这一“断烂朝报”的言论,对于今天校勘古籍,亦不乏启示意义。
像王安石弟子那样处理文献的往例,我在校勘实践中,也曾遇到过。聊举如下。
这是在校勘曾巩编纂的北宋前期史书《隆平集》时所遭遇的实例。在卷九《弭德超传》中,有“怒王显等居其上”之句,清人彭期七业堂刻本在“王”与“显”之间空出三行。检《四库全书》本,则于“王”下注一“阙”字,并空出三行,以示脱阙。根据我的检核,收录于《四库全书》的《隆平集》底本正是七业堂刻本。四库馆臣见底本有三行空余,以为此处有脱文,故注一“阙”字,且亦依样空出三行。然检《东都事略》卷三三《弭德超传》载:“德超怒显居其上,诟之,且曰:我有安社禝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骂曰:汝辈当断头,我度上无执守,为汝辈眩惑。显以闻。”《宋史》卷四七《弭德超传》并《长编》卷二四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子条所记略同。据此可知,此处原本不阙,底本由于刻板原因,余出三行,四库馆臣不审视内容如何,便误以为底本原有脱文,很负责任地注上一个“阙”字,还依样空出三行。殊不知大谬。
同样的情况还见于他处,同卷《曹彬传》于“虽克新城,破涿州”之句,彭期本在“破”与“涿”之间空出一行,四库本亦于“破”下注一“阙”字,并余出相当于一行字数之空缺,以示脱阙。而检之《东都事略》卷三三《曹彬传》载:“雍熙三年,诏彬将幽州行营前军马步水陆之师,与潘美等北伐,败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与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战于岐沟关,我师败绩。”又《名臣碑传琬琰集》中集卷四三所收李宗谔撰《曹武惠王彬行状》亦载:“三月,破虏固安南,斩首千余级,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来援,大破其众于城南,获马五百匹,杀奚酋贺思相公。四月,又与米信破虏于新城东北,斩首二百级。五月,与虏战攻歧沟关,王师不利。”据此可知,此处原本不阙,也是底本由于刊板原因,余出一行,以此为底本之四库馆臣又误以为此处脱文,故注一“阙”字,且亦依样空行。
另外,卷一三《戚纶传》“诈为灵木石之异”之句,“诈为”之下,彭期本原有一墨丁,且于传后记有校语云:“原本灵上疑脱神字。”据此,四库本记入一“阙”字。按,检与《隆平集》此传几乎一字不易之《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卷七《戚学士纶传》,知此处并无脱阙。
对于四库本上述所注“阙”字处,除了运用以上的他校进行考证之外,我还核对了上海图书馆所藏之董氏万卷堂刻本,亦并无脱阙。
由以上几例可见,四库馆臣是从底本空行等表面形式上来判断《隆平集》上述几处存在脱阙的。这跟王安石弟子不解《春秋》上下文联系而认为存在阙文一样,都是属于主观臆测。诚然,古籍文献中不乏文字脱阙现象,但大多数文献并非都是不可卒读的“断烂朝报”。
以不阙为阙,诚为古籍整理时常常遭遇的一个问题。
像王安石弟子和四库馆臣那样具有警惕意识和怀疑精神自然很可贵。不过这种警惕意识和怀疑精神必须要落到实处,得以印证,不能以推测代替结论。那么,如何判断文献是否存在文字脱阙呢?从校勘学入手,需要检核其他版本的异同,来进行判断是否存在脱文。不过,这还是属于技术上的操作,不够有力。最有力的方式,当是技术层面的操作与内容考证相结合。上述几例就是先从其他相关文献证实内容上并无脱阙,然后又从版本上加以印证,并寻觅出显现出貌似脱阙的原因。校勘古籍,一定要深入到古籍文本的内容当中,不能只做机械的“点书匠”。过去刻制书版时书写的工匠,虽然写得一手好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解书写的内容,所以往往致误。机械的“点书匠”,亦犹此也。
王安石“斷烂朝报”的笑谈,四库馆臣的教训,给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的启示良多。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日本学习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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