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登高诗中的“看见”与“看不见”

登高诗在唐诗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盛唐气象和诗人胸襟的表征。在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登高诗共有17首;在王兆鹏的唐诗排行榜（见《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前十五名中，登高诗占五首。在登高诗中，诗人时常借助视角的扩张营造时空、表现心绪，如“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杜甫《登兖州城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登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等。但在一些登高名作的布景抒情中，还存在一种“看不见”的视野局限。它表现为诗人视角的遮蔽性或模糊化，如“岭树重遮千里目”（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杜甫《与诸公登慈恩寺塔》）、“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等。这一叙写方式在时空构建、表情达意等方面有独特作用，其产生也与诗人的情感和状态紧密相关。

“看不见”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时空的呈现上。视角的局限暗含一种“阻隔”关系，即诗人的视野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拦截，从而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这种有限的现实目光和无限的遥远时空之间，留存一段空白地带，为多种物象、情感、感官的叙写提供可能。而上述“填充物”也反过来补充了视野的空缺，使诗作的时空呈现趋于完整。以“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一句为例。诗人面对的时空被岭树隔成两段，一段与诗人目光相互推进，一段随江流扩散至远方。在第二段时空中，诗人“看不见”的具体景物，被惊风密雨带来的听觉跳跃加以补足，使诗人的时空感受呈现出由近及远的连贯性和渐弱特征;正如纪昀所评：“意境阔远，倒摄四州，有神无迹。”（见陈增杰《唐人律诗笺注集评》，浙江古籍出版社）同时，“惊风密雨”摧残打压的特性，与第一段局限性视角呈现出的压抑感具有一致性，统一了画面色彩和情感基调。而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的视野局限，与“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的虚实相映，以及“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更愁”的反向视觉延伸相互勾连。“但一气”“焉能辨”的视觉迷惑，在两段扩张的时空之间起到了分割线的作用。而视觉混沌的留白，也向茫茫宇宙膨胀，由“七星”“河汉”构筑的现实时空，以及“羲和”“少昊”“虞舜”等神话典故充盈的虚拟时空补充完整。在这种语境下，局限性视角又充当了“看得见”的现实世界与“看不见”的虚拟世界间的边界，仿佛是不同时空层次间的一道折痕。

此外，“看不见”的视角叙述常出现在“看见”的视野扩充附近。例如，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中，岭树遮住的是与海天衔接、随江流纵深的“千里目”。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俯视但一气”的视觉迷惑，出现在对“七星”“河汉”的视听感知之后。这种表达方式的运用，延缓了所见之景向外扩张的进程，赋予了被情感和物象不断膨胀的空间一个内收的过程，使登高诗的时空变化具有了单纯扩张不具备的丰富性和伸缩性。

目光的局限时常与诗人情绪、身份的迷惑相关联。客体对主体的阻碍实则是心中郁结的外化。以“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为例。权贵骄奢淫逸、小人只手遮天的社会现状，使诗人产生了国运不济的大厦将倾感。吴瞻泰曾评此诗：“此伤长安也，百忧皆集……‘虞舜，忧明皇之悠游;‘瑶池，忧贵妃之荒宴;‘黄鹄，忧君子之去位;‘阳雁，忧小人之贪禄。”（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这种心灵状态的支配下，诗人登上慈恩寺塔，将世道的混乱与景物的模糊相联系，即钱谦益所评：“‘泾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浊不分而天下无纲纪文章也……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飘摇崩析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这种联系也许是刻意的，即“但一气”的混沌模糊并非实见，而是诗人将内心情感物象化，以避免直接抒情的累赘与违和。此外，因为诗人视野中的混沌不清之物是整个长安城及发生在其中的种种事件，正如汪灏所评：“高处并人烟、宫殿、屋庐、城郭，一切莫辨，全秦一气，俱在眼中”（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人身在高处的局限性视角，也是一种特殊的全知视角。诗人将景物朦胧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将其客体化的过程，目的是把它作为观照的对象独立于自身，以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眼前的模糊实则和内心的清醒形成反差，表现了对大唐帝国危机四伏的担忧。而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中，“遮”的视野局限也反映了诗人的遭际与心境。光聪谐曾把“岭树重遮千里目”解读为诗人身份变化的视觉表达：“此非言树之重也。盖先以永贞元年贬永州，至元和十年始召至京，旋又出为柳州，故云‘重遮”（见《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何焯也有类似评论：“岭树句喻君门之远，江流句喻臣心之苦，皆逐臣忧思烦乱之词”（见《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诗人心灵世界的烦乱困惑，因一个“遮”字，与宏阔的物理世界有了联系。二者在风声、雨声、芙蓉水和薜荔墙的相互冲击中，被扩散至茫茫无尽的海天之际，从而使个人的愁思在延展的过程中被赋予重量，让情感知觉的主体不再局限于诗人自身。

“看不见”的视角运用还会塑造一种过程感。无论是遥远距离产生的目光局限，还是心灵世界的迷惑隔膜，都反映出一种“远离”的趋势。这种“远离”有两重含义。其一，诗人主动远离日常的琐碎繁杂，试图登上高处以游目骋怀。其二，诗人的所思所感在随路线的变化和目光的收缩中，不自觉地远离了当下的时空。在这种“远离”中，局限性目光似乎把实在的当下与虚幻的时空投射区分开来，又以遮蔽物把遥远的遐思与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如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中，诗人望眼欲穿，想要望见贬谪荒地的友人，想要看清混乱的世道。但一个“遮”字，使残酷的现实世界横亘在眼前，将“密雨斜侵”的寒栗之感与期望中的“音书”阻隔开。诗人与海天相接的茫茫愁思、被风雨击打的痛苦遭际、远望的目光、九曲的愁肠，因为一个“遮”字，完成了由远及近的距离变化。诗人复杂而曲折的心理活动过程也随之显现，与目光的伸缩过程共同成就了该诗“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见陈增杰《唐人律诗笺注集评》，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艺术感染力。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诗人身居佛塔，试图看清“危机四伏、险象迭生的现实社会”（程千帆、莫砺锋《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读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札记》）;而“不可求”“但一气”“焉能”等词句，隔开了诗人想要看清的世事情态，反映了诗人茫然的心境。但这种茫然，又在“回首”的历史扩展中，逐渐向清晰转化，即诗人清晰地知道“虞舜”与“瑶池饮”“黄鹄”与“随阳雁”的区别和界线。在这种情境下，视野的局限与诗人的心理活动紧密关联，并赋予诗人的心理变化以踪迹。其自身遭际的坎坷失意和对帝国命运的未来隐忧，在视界茫然的衬托下，有了徐徐铺展的过程感和痛楚感。

“看见”与“看不见”的视角运用在登高诗中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展现和时空构建方式，也是一种制造起伏和波澜的修辞手法。其精妙之处在于一种由距离产生的时空联系、视角转化和情感运动过程。它是目光的边界和现实的边界，却不是情感的边界和心灵的边界，反而使情感和时空在“界”的兩端互为补充、自由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