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衡的悲剧说明了什么？

祢衡（173—198），汉末狂士，少以才名，常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先由孔融举荐给曹操，曹操忍受不了他的“狂妄”，后转与刘表，刘表也不堪其“辱”，再转与江夏太守黄祖，黄祖性情急躁，更不堪其侮慢，情急之下将其诛杀。《三国志·荀彧传》裴注引《平原祢衡传》载：“后衡骄蹇，答祖言俳优饶言，祖以为骂己也，大怒，顾伍伯捉头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杀之。”由描述可知，祢衡个性狂傲、言辞甚激，竟因此丟了性命。然而，我们知道，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具有其社会性的。一个人性格的养成除了自身家庭因素外，还与其生活的时代紧密相联。祢衡悲剧的产生若单以表象论，不免有失偏颇，深入透析后可知：其悲剧命运实乃时代风尚与个人理想交织作用的必然结局。

东汉中后期，帝王荒政，大权旁落。以致横议四起，斜风盛行。史载：“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传》序）“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着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后汉书·孝灵帝纪》）百姓们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桓帝时太学生刘陶为民请命，竟上疏痛斥皇帝曰：“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敞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后汉书·刘陶传》）外戚和宦官互相勾结，他们在垄断权力的同时，也垄断仕途津要。国家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导致跻身官场的多是些有裙带关系或家境优越之徒，而朝堂上一身正气的士大夫官员们也不屑与此等贪官污吏相处共事。正如史家所云：“自后帝德稍衰，邪孽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后汉书·逸民传》序）桓、灵时童谣则很形象地唱出了当时的种种怪象：“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即便出身名门世家的孔融、杨修之流，也郁郁不得其志，最后也难逃杀身之祸，那些空有才华却无计可施的寒门士子则只能更弦易辙另求它适了，其愤懑无奈之情可想而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文士传》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由其“不知先所出”可知，祢衡应出身寒微，他若不愿沆瀣官宦，委曲求全，又不愿忍受过分之压抑，以抒内心之愤懑，便只能和其他士子一样，选择“清议”为自己博取名望了。

何谓“清议”？“清议”是一种议论方式，以“清”字标榜，取其“清正”“清雅”之意，言辞激烈的“清议”，也称“横议”。就其诱因而言，侯外庐认为应是由汉末外戚、宦官及与之相连的豪强地主之间内讧所导致的（《中国思想通史》）;陈寅恪认为是缘于士大夫与宦官之间在利益及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异（《清谈误国》）;余英时则认为是来自士大夫阶层的自觉（《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我们认为“清议”之所以兴起，大抵缘于东汉末年政治环境太过压抑，士子们即便皓首穷经也没有出路之后的无奈之举，本质乃是士子们对个人理想的坚守和表达。

“清议”能成为时代风尚，以致影响士人命运前途，需具备如下历史条件：一、须有一个庞大的士子阶层作为载体;二、“清议”成为朝野上下普遍认可的取仕参考。众所周知，以经学为主的儒家思想经过两汉几百年发展，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并培养了一个具有新型人格的士人阶层。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其后，太学的科目及人数逐渐增多，汉元帝时博士弟子已达千人，汉成帝时增加到三千人。王莽新政后，博士弟子多达一万余人，太学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东汉自光武帝起复经营太学，至汉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加之各郡县儒生，朝野上下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子阶层。以祢衡为代表的出身寒门又不想老死户牖的士子阶层，在与权贵阶层争夺话语权的博弈中，以“才疏意广”的作为，竭力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也在情理之中，只是祢衡的表现更极端些、更激烈些。其次，历来封建正统取仕采用的是儒家“以德举人”的方式，选拔官吏乃朝廷有司专为，随着王权衰落，这种传统取仕方式逐渐式微。曹丕《典论》描述说：“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晋时刘颂《除淮南相在郡上疏》中描述说：“阉竖用事，小人专朝，君子在野，政荒众散，遂以乱亡。”以上描述表明：由于“小人专朝”，君子在朝廷已失去话语权;既然“君子在野”，则“清议”便自然成为士子们日常议政的主要方式;由“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可知，“以名取人”已得到当时社会普遍认可。徐干《中论·谴交》云：“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生动描述了当时“清议”的盛况。士子们在竞相求名、委身事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惩恶扬善、舍命护道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尊敬。“清议”已成为当时读书人事实上的投名状，普通士子或可因“清议”而一朝成为“天下名士”，其言论不仅可以左右乡闾，还可以影响仕途。祢衡年纪轻轻即据此博取名望，连曹操也不得不承认他“素有虚名”。

汉末“清议”不同于后来的“清谈”。《晋书·阮籍传》载：“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文中“臧否人物”属于“清议”范畴。而“发言玄远”之类，则属于“清谈”范畴。与“清谈”相比，清议“上议执政”的倾向比较明显。士子阶层普遍对东汉王朝怀有依念之情，一心想匡扶汉室，重整朝纲，他们对趋炎附势的官宦以及怀有贰心的“汉贼”抱有本能之厌恶。张衡《文士传》载：至十月朝，融先见太祖，说“衡欲求见”。至日晏，衡着布单衣，布履，坐太祖营门外，以杖捶地，数骂太祖。《太平御览》卷八三三《祢衡传》载：“十月朝黄祖，在艨冲舟上，宾客皆会，作黎臛。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饱食。初不顾左右，既毕，复搏弄以戏。时江夏有张伯云亦在座，调之曰：‘礼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黎如故。祖曰：‘处士不当答之也？衡谓祖曰：‘君子宁闻车前马屁？祖呵之。衡熟视祖，骂曰：‘死锻锡公！”由此被杀，年仅26岁。表面上看，是祢衡对黄祖的不屑和侮慢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实则不然。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祢衡展现出来的“愤世嫉俗”的表象和“俳优饶言”的作为，既是对个人理想失落的愤懑，也是对王朝衰微的呐喊;既是长期压抑之情的一时迸发，也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殉道精神的升华。由此可知，祢衡的悲剧乃士子阶层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互碰撞后产生的必然结果，既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其所处时代的悲剧。

（作者单位：苏州泰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又一个“小样”：中国古典诗歌评点用语

李思弦

“小样”一词在音乐、建筑、铸币、珠宝设计等多个领域有着不同含义。此前，外子石祥《小样：中国古籍刻印中的局部印刷》（《古典文学知识》2019年第2期）介绍了版刻中的“小樣”——板片剜改后的局部再印。而本文所要叙述的，仍然不是当代口语中不甚文雅的词汇及其社会语言学问题（这无疑会使一些读者继续失望），而是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评点用语的“小样”。

“小样”，有时也称“小样范”或“小家样范”，在中国古典诗歌评点中主要指诗歌物象拼凑琐碎、极意刻画却格调不高的特质。小样一词在纪昀诗歌评点中出现较多，如：

三四小样（纪昀评点姚合《武功县中》“宾客抽书读，儿童斫竹骑”二句）;

晚唐小样（纪昀评点张耒《和即事》一诗）;

三四碎而凑，最为小样（纪昀评点张耒《夏日三首》“枕稳海鱼镌紫石，扇凉山雪画青缯”二句）;

极意刻画，然太小样（纪昀评点刘克庄《宿千岁庵听泉》一诗）;

三四究是小样，是“武功派”所谓工耳（纪昀评点顾非熊《寄太白无能禅师》“猎人偷佛火，栎鼠戏禅床”二句）;

五六言惟见僧乃收酒器，迎客乃换纱巾，以见无时不科头痛饮之意;亦殊小样（纪昀评点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见僧收酒器，迎客换纱巾”二句）;

借“仓”为“苍”耳，终是小样（纪昀评点范成大《雪意方浓复作雨》“三白从今卜，千仓待此盈”二句）;

五句犹是小样范，六句方是诗人之笔（纪昀评点秦系《晚秋拾遗朱放访山居》“坠栗添新味，残花带老颜”二句）;

三四亦武功小样范，结自有致（纪昀评点王操《游边上》“雕饥窥坏冢，马渴嗅冰河”二句）;

最是小家样范（纪昀评点白乐天《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二句），等。

除纪昀外，其他诗人学者评点诗歌时亦时常使用此词，如许印芳评点杨万里《和仲良春晚即事》一诗称：“‘欢伯‘连钱‘纸田之类，用来皆小样，亦不可学”等。

从以上所举诸例中不难看出，“小样”一词用于古典诗歌评点时，多用来谈律诗中需要对偶的第三、第四句或第五、第六句，且常常与姚合、武功派、晚唐等词同时出现。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中纪昀所谈姚合及武功派诗歌特点，亦与本文从所评点的诗歌、诗句及上下文中提炼出的“小样”的具体含义几乎相同：“曾为武功主簿，诗家皆谓之姚武功，其诗派亦称武功体……其自作则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务求古人体貌所未到……其集在北宋不甚显，至南宋永嘉四灵，始奉以为宗。其末流写景于琐屑、寄情于偏僻，遂为论者所排。然由模效者滞于一家，趋而愈下，要不必追咎作始，遂惩羹吹齑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从此段材料中不难看出，纪昀所谈姚合武功体及武功派末流弊病，如“刻意苦吟”“冥搜物象”“写景于琐屑”“寄情于偏僻”等特点，与笔者从具体诗歌评点的上下文中提炼出的“小样”含义（即诗歌物象拼凑琐碎、极意刻画却格调不高的特质）近乎相同。

可见，频繁出现在古典诗歌评点中的“小样”一词，其含义并不是对“小家子气、气度小、不大气”的一种引申，而是对一种具有代表作家、代表流派的诗歌特性的描述，应视为中国古典诗歌评点的专门用语。

既已谈到“小样”，便还需明确与之相对的评点用语，即“大样”（“诗家语”）。在古典诗歌评点中，与“小样”含义相对的应该是“大样”，如“毕竟大样”（冯班评点王安石《次韵仲卿除日立春》一诗）等。虽然，“大样”一词亦可见于古典诗歌评点中，但由于数量较少，很难从中了解古人所要表达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既然“小样”便是“小家样范”，那么“大样”可理解为大家样范，诗中的大家样范，便应是“诗家语”。

“诗家语”一词，较早见于宋代蔡絛的《西清诗话》中：“王仲至钦臣能诗，短句尤秀绝。初试馆职，有诗云：‘古木阴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王文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为‘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是知妙手斡旋，不烦绳削而自合矣。”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中亦有相关记载，而所谈侧重与上文不尽相同：“‘月到梧桐上，风来杨柳边。岂不佳？终不似唐人句法。‘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有何深意？却自是诗家语。”从上述两则材料中可见，诗家语应指诗中秀句、佳句，“是诗中一种能够通过字与词的排列、结构模式的选择，令诗句整体极具艺术表现力，且不以直白流畅为意的语句”（详见拙作《南朝隋唐五言“诗家语”研究》）。

实际上，中国古典诗歌评点中的专门用语还有很多，除本文所涉“小样”“大样”“诗家语”外，还有“远”“切”“密”“钝”“近套”“寒俭”“类唐”“宋甚”等。古人在诗话或别集评点中，虽未对此类用语的含义专门加以界定，但历代学者之间却能以相同或相近之词进行诗歌评点活动，在意见不统一时，甚至可以跨时空进行论战（如《瀛奎律髓》评点中冯班、冯舒二人便对方回所作评点多有驳斥）。可见，从文本中厘清诗歌评点用语的具体含义，以及不同专门用语之间的关系，对于古代诗歌评点脉络的考察与梳理，乃至古代文学与古典诗文论的研究，均大有裨益。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