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史敬胤,还是王敬胤?
南朝宋末齐初的学者敬胤是《世说新语》的第一位注家。北宋学者汪藻所撰《世说叙录》之《考异》部分保存了敬胤注本《世说》以及敬胤《世说注》的残卷,包括《世说》原文51条,其中38条有注,13条无注(这些佚文分别见于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宋本《世说新语》,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清光绪十七年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下册;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宋本《世说新语》,下册。本书引文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979年,新疆大学刘兆云先生发表《〈世说〉探原》一文,考定敬胤姓史(《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汪氏《考异》引《世说·企羡》第2条“王丞相过江”云云,此下敬胤注曰:
羊曼,字延祖,太山人也。祖发,字伯子,淮北护军。父既,字不齐,青州刺史。曼少纵诞无行检,与胡毋辅之等八人昏饮淫悖,自相题目为“八达”,世称曼为都致。阮放为宏伯,希鉴为方伯,胡毋辅之为裁伯,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刘绥为委伯,羊曼为慤伯,号兖州八伯,拟古之八元。以陈留江渊以能食为谷伯,史畴大肥为笨伯,高平张嶷以狡妄为猾伯,曼弟聃以狼戾为琐伯,拟古之四凶。按江渊学士中兴初为国子祭酒、大鸿胪、襄邑季侯。渊生象、猑。象字元卫,尉定侯,六世孙淹,今骁骑将军。猑,字虞,南康太守。猑子静,建安太守。静生隆、籍、奥等。隆,给事中。隆生廞、永等。廞,武昌太守。廞生该,安西参军事。该生练等。籍,临川内史。籍生嶷,吳令。嶷生法、真等。奥,御史中丞,生臻、乂等。史畴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内史,民其后也。江渊儒学为业,史畴名行无违,以能食体肥并云四凶,可谓诬矣。羊聃凶狂,信四凶矣。曼位至丹阳、会稽太常卿。曼生贲,字虎贲,秘书郎矣。(关于“八达”、“四凶”的记载,见《晋书》卷四十九《羊曼传》附《羊聃传》)
敬胤此注为考察其本人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注称“六世孙淹,今骁骑将军”,案《梁书》卷一十四《江淹传》:
永明初,迁骁骑将军,掌国史。出为建武将军、庐陵内史。视事三年,还为骁骑将军,兼尚书左丞,寻复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
江淹任骁骑将军,时在齐武帝萧赜(440—493)永明时期(483—493),历时10年(参见丁福林《江淹年谱》,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由此可知,敬胤主要活动在永明时期,其《世说注》也当完成于这一时期。
这条注文中“民其后也”的表述,也非常值得关注。在中古时期,“民”有时是部民对地方官长的自称(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民”字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带有谦卑的意味,系当时的习语。因此,刘兆云先生据此认为这句话意谓“我是史畴的后人”,如此则敬胤自当姓史。此说既出,学界广泛接受。笔者在1998年出版的《〈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中也秉承此说。其实,敬胤“其后也”的说法来自司马迁《史记》,我们看以下文字:
1. 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秦本纪》)
2.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楚世家》)
3.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越王句践世家》)
4. 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郑世家》)
5.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太史公自序》)
6.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同上)
由此可知,敬胤是熟读《史记》的,而为《世说》作注,也与其良好的史学修养是分不开的。关键是“其后也”三字前的这个“民”字。
中古时期,“民”作为第一人称即自称的用法,通常具有对象性,例如:
1. 崔正熊诣都郡。都郡将姓陈,问正熊:“君去崔杼几世?”答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陈恒。”(《世说·言语》第28条)
2. (罗友)后为广州刺史,当之镇,刺史桓豁语令莫来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世说·任诞》第41条)
3. 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工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世说·排调》第10条)
4. 高祖大会戏马台,预坐者皆赋诗,昙首文先成,高祖览读,因问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民,门户何寄!”(《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
显然,如果没有某一位特定的属官对象,是不可以自称为“民”的;因此,作为自称用词的“民”并不像“我”一样具有普适性。脱离了具体适用环境的“民”,不可能是自称之辞。反之,倘若这句话中的“民”是自称之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这句话是敬胤对哪位长官讲的?敬胤《世说注》的产生,是否与这位长官有关?既然此说难以成立,我们就不妨另寻答案。笔者认为,这里的“民”乃是“泯”的坏字,即在传抄或者刊刻的过程中“氵”字旁坏掉了。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可以为我们的这种“理校”结果作旁证:第一,敬胤《世说注》在史畴之前详述江氏家族之谱系,在史畴之后,也略述羊曼的后裔,为何不提自己的父、祖之名,却偏偏声明自己是史畴的后人?第二,现存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没有史畴后人的任何信息,这恐非偶然出现的情况。事实就是史畴没有后人,此正所谓“泯其后也”。所以,据此推断敬胤的姓史,显然并不可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孝标之前,还有一位王敬胤,天监八年(509)以前曾任太中大夫,见重于梁武帝萧衍(464—549)。《南史》卷四十九《刘怀珍传》附《刘歊传》:
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一芦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气绝便沐浴,藉以二芦,凿地周身,归葬忠侯。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崇素若信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
王敬胤出身琅琊王氏,南朝各史无传。检汪藻《世说叙录·人名谱》之《琅邪临沂王氏谱》,谱中并无此人,但第九世有:“揖,僧虔子,梁太中大夫。”王揖的字可能就是敬胤,因为名与字意义相合,且太中大夫一职也与上引《南史·刘歊传》的记载相吻合。《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祖僧虔,齐司空简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父楫”当为“父揖”之讹,而“太中大夫”前省略了一个“梁”字,此系《梁书》,自然可略。由此可知,王敬胤乃是王僧虔之孙,王筠之子,如此家学,其深于学术、文章,自不必求证。从永明元年(483)到天监八年(509),凡27年,這是王敬胤最为活跃的时期。如前所述,敬胤《世说注》成书于永明时期,这种情况恐非偶然之巧合。《梁书·王筠传》又载:
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筠又与殷芸以方雅见礼焉。
可见王筠与殷芸(471—529)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通过儿子王筠,王揖就有可能接触并了解殷芸。殷芸是梁武帝时代著名的志人小说作家(《梁书》卷四十一《殷芸传》:“殷芸字灌蔬,陈郡长平人。性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幼而庐江何宪见之,深相叹赏。永明中,为宜都王行参军。天监初,为西中郎主簿、后军临川王记室。七年迁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骑侍郎,兼尚书左丞,又兼中书舍人,迁国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读,西中郎豫章王长史,领丹阳尹丞,累迁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普通六年,直东宫学士省。大通三年,卒,时年五十九。”)。《隋书·经籍志》:“《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梁武帝钦命殷芸编纂《小说》一事,在当时学术文化界必然有广泛的影响。因此,王敬胤作《世说注》,就不是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有主流文化的背景。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推断,王敬胤作为《世说注》的作者,可能性很大。但王揖以字(敬胤)行,正如刘峻以字(孝标)行一样,其本名反而不显于世,琅琊王氏的这一重要学术成果也就自然为人们所忽略了。
在我国的中古时期,世家大族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很难想象,一个以孤门独户状态存在的“笨伯”的后裔能够写出《世说注》这样的著作,所以我们说王敬胤作为《世说注》的作者更合情理。由此琅琊王氏也焕发出一种别样的文化之光,令人感到一片惊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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