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僧皎然生年新证
唐代诗僧皎然,字清昼,有《杼山集》《诗式》等传世。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僧,也是唐代与士大夫广泛交游、相互诗文赠答最多的名僧之一。南宋严羽称“释皎然之诗,在唐诸僧之上”(《沧浪诗话·诗评》),后人推为定评。作为一位僧人,他有着出类拔萃的文学才能,完成了唐代最为重要的一部诗法、诗话作品《诗式》。可以说,在皎然文学活动相当活跃的大历至贞元年间,他俨然成为江南一带的文坛领袖之一,影响巨大。贞元八年(792),奉唐德宗之命,其所著《昼上人集》或《杼山集》十卷入藏秘阁,也表明他当时名声之盛。须知即使在唐代,也并非随便哪位诗人或僧人能获此殊荣的。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高僧,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却是相当模糊的。尽管宋初赞宁修《宋高僧传》,为皎然立传,但赞宁显然对皎然的生平事迹并没作太多考察,由此给皎然的研究留下很多模糊点和空白点。
学术界通常认为,有关皎然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还有释福琳所撰《唐湖州杼山皎然传》,由于此文一直被视为出自唐人之手,在文献上较《宋高僧传》似乎更有价值,很多学者在其著作中都加以引用。其实,这篇《皎然传》恰恰是后人伪托的,根本不可能出于释福琳之手。早在1992年,贾晋华先生的《皎然年谱》已对流传的所谓释福琳《皎然传》与赞宁《宋高僧传·皎然传》的渊源关系进行过梳理,认为《全唐文》所载释福琳《皎然传》乃是清人编定《全唐文》时录于释福琳名下,实则完全抄录自赞宁《宋高僧传·皎然传》(贾晋华《皎然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贾晋华所考极是,但至今,当代学者论述皎然时仍多有引用此文者,这个问题应予重视。需要补充的是:将此传嫁名于福琳,大约是因为《宋高僧传》将福琳作为皎然传的附传,后人未加细考,误以为福琳可能是皎然弟子。其实不然,附传中没有任何一句交代两人有师承关系,福琳也远早于皎然圆寂。且俗传的这篇传记,没有提供比《宋高僧传·皎然传》更多的信息,文献来源不明,应从《全唐文》中剔除,陈尚君先生也早就主张此说(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甚有见地。
由于文献缺失的缘故,有关皎然生卒年的确定也相当困难。贾晋华先生的《皎然年谱》提出公元720年说,稍后李壮鹰先生在《诗式校注·前言》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个生年。两位学者皆据皎然《赠李中丞洪一首》中“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一句,考订此年为贞元五年,皎然七十岁。盖“七十年者,七十之年也,值宗伯,指得见李洪”(李壮鹰《诗式校注·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由此上推七十年,则皎然生于公元720年(开元八年)几乎成为“铁证”,此后得到诸多学者的认同,皎然生年问题似已得到解决。
然而,笔者细读此诗,认为诸学者将诗中“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一句解释为皎然自陈之言,实属误解,盖因未通篇考察全诗之故。为研究方便,笔者将《杼山集》这首题为《五言赠李中丞一首》的诗录于下:
深沉阃外略,奕世当荣寄。地裂大将封,家传介圭瑞。至今漳河俗,犹受仁人赐。公初镇惟邢,决胜无精兵。重围逼大敌,六月守孤城。政用仁恕立,恩由赏罚明。遂令麾下士,感德不顾生。于时闻王师,诸将兵颇黩。天子狩南汉,烟尘满函谷。纯臣独耿介,下士多反覆。明公仗忠节,一言感万夫。物性如蒺藜,化作春兰敷。见说金被烁,终期玉有瑜。移官万里道,君子情何如。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顿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言如及清风,醒然开我怀。宴息与游乐,不将衣褐乖。海底取明月,鲸波不可度。上有巨蟒吞,下有毒龙护。一与吾师言,乃于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為自尘污。(毛晋编《杼山集》,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禅门逸书》初编第二册,明文书局1981年版)
这首诗的问题何在呢?首先最让人质疑的是诗中“一与吾师言,乃于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为自尘污”两句,绝非皎然的口吻。按《宋高僧传·皎然传》如是记载:“至(贞元)五年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洪自河北负谴,再移为湖守,初相见未交一言,恍若神合。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请益焉。先问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后答。”(赞宁著、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而世传的所谓《诗式中序》,其实与福琳《皎然传》一样,属后人伪托,此序核心内容完全是根据《宋高僧传·皎然传》改写而成,却嫁名于皎然,不可信从。何以故?根据《宋高僧传·皎然传》所记,“素知公精于佛理”,其主语为李洪,“公”指皎然无疑,明明是李洪向皎然请益佛法。但在《中序》中却变成这样:“余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请益焉,先问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后答。”(李壮鹰《诗式校注·序》)成了皎然向李洪请益佛法。没有任何史料证明李洪“精于佛理”,一代名僧皎然需要向他请教佛法,并且“先问宗源,次及心印”,宗源、心印,皆为涉及禅宗传承的根本问题,对禅门传法内情稍有了解者即可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本文认为,《诗式》之序,其《总序》和《后序》应为皎然所作,这篇《中序》乃后人据《宋高僧传·皎然传》伪托的,与所谓福琳《皎然传》性质相同。此文文理不通,绝不可信从。李壮鹰先生《诗式校注》将古本《诗式》的三种序合并为一,使真伪混淆,亦属处理不当。
李洪来湖州任长史时,曾向皎然请益佛法,是可以从两人的诗歌交往中找到依据的。如皎然有《观李中丞洪二美人唱歌轧筝歌(时量移湖州长史)》:
君有佳人当禅伴,于中不废学无生。爱君天然性寡欲, 家贫禄薄常知足。谪官无愠如古人,交道忘言比前躅。 不意全家万里来,湖中再见春山绿。吴兴公舍幽且闲, 何妨寄隐在其间。时议名齐谢太傅,更有携妓似东山。(《杼山集》)
唐朝时贬逐远方臣子,遇赦改近地安置,称为“量移”。李洪来湖州任长史,是因贬官而来,初来时可能比较消沉。皎然在诗中劝他不必消沉,他还有两位“佳人当禅伴”,即使被贬官也“不废学无生”。又谓李洪天性寡欲, 知足常乐,不妨将湖州作为寄隐之地。最后又以当年谢安太傅曾携妓东山之典来规劝李洪不妨安下心来,过一种退隐生活。所有这些,都是皎然在开导李洪而非相反,这样解释正符合《宋高僧传·皎然传》所记。由此可见,“一与吾师言,乃于中心悟。咄哉冥冥子,胡为自尘污”两句,绝非皎然口吻,而是出自李洪,表示接受皎然的奉劝和教诲。
认真品读《五言赠李中丞一首》一诗,自“深沉阃外略”至“君子情何如”,乃出自皎然手笔,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段文字,表彰了李洪当年为邢州刺史时,抗击悦果等人之反叛,坚守不拔的护国之举和忠节之志。这与《旧唐书·马燧传》所载“(建中二年,)悦果与淄青、恒冀通谋,自将兵三万围邢州,邢州将李洪、临洺将张伾,皆坚守不拔”。《册府元龟》卷一二八所记“建中二年十二月……先是,悦遣将康愔领兵围邢州,粮饷路绝,刺史李洪坚壁自守。……又加洪兼御史大夫”等文献记载是完全吻合的。
但从“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后的诗句则属李洪的答诗。也就是说,这本来是两首诗,作者为两人。但后人编刻《杼山集》时,将赠、答两首诗混同在一起(这种情况在古人诗集中并非罕见),因此造成后世的误解。
从毛晋编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杼山集》可见,列在诗集第一首的是《五言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后面即附有于之作。这首《五言赠李中丞一首》则位于诗集第二首,与前首一样,本来也是附录李洪的答诗,以分别显示皎然与于、李洪两位官员不同寻常的关系。但是在编刻时,第一首无误,第二首却将皎然赠诗与李洪答诗混为一首,由此造成诗意的难解,并直接造成对皎然生年的误判!
“伊昔避事心,乃是方袍客。顿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几句,是说自己因被贬谪而来湖州,由此产生“避事心”,并成为“方袍客”。所谓“方袍”指僧袍,也代指僧人,如司空曙《题凌云寺》诗:“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竟如何?”(《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白居易《题天竺南院赠闲元旻清四上人》:“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全唐诗》)“方袍”与“白衣”相对,含意甚明。则“方袍客”即“僧人之客”,在此乃李洪自况,而非皎然口吻甚明。接下来说“顿了空王旨,仍高致君策”,是说在皎然处得闻佛法,对之有所了悟,但内心仍然怀有致君之策即辅佐君王之意。这也很符合被贬谪大臣李洪的心态,而绝非一位已出家多年、早已断绝世缘的僧人口气。
由此来看,接下来所写“安知七十年,一朝值宗伯”一句,并非指皎然的年龄,而实为李洪的年龄。宗伯一词,固然可以指官员,一般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或宗伯,但这与李洪当时的身份显然不符。其实古代“宗伯”还有一义,可指长者、有学问的大师,《太平广记》卷二十三“王知远”则,记道士王知远母怀孕之时,沙门宝诰谓“生子当为神仙宗伯”(《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可知唐代“宗伯”一词可用于指宗教方面之大师级人物,李洪在此即用此意。从当时情况看,年当七十的李洪,称皎然为“宗伯”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根据上述考证,本文认为,收入皎然诗集中、一直被学术界用以确定皎然生年重要文献的《五言赠李中丞一首》,文献上存在着严重的混同错乱情况,且各种皎然诗的版本皆然,向来无人发现并指出过。本文根据诗意断定此诗自“伊昔避事心”起,皆为李洪所作。李洪在《全唐诗》中并无作品收录,这样,新编《全唐诗》是应该在李洪名下补入这篇作品的。
除上述考证外,从其他有关史料中也可以找到若干证据,对皎然生卒年代的研究或可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与皎然交往甚深的陆羽,其生卒年是可以确定的,学术界公认为公元733—804年。而陆羽《陆文学自传》中,有“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之语,这句话出自陆羽亲口所说,应该是可信的。他们是“缁素交”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同时还是“忘年交”。有关“忘年交”,并无确切定义,相差多少年可以称为“忘年交”,但约定俗成的界定是:两个人至少在辈分上是两代而非同代,古人亦多以“年长以倍”者称为“忘年交”。如果依目前学术界大多将皎然生年暂定为公元720年的话,则两人年龄相差不過13岁,似不能称为“忘年交”。
从当时年已70岁的李洪称皎然为“宗伯”的情况看,本文认为皎然的生年应该再提前一些。至于提前到哪一年合适,确实仍缺少足够的证据,但不妨考察一下皎然曾与颜真卿在湖州共同发起的几次联句活动。这些联句活动在当时影响极大,一般来说,这样大型的诗坛活动,两位发起人应该是年辈相当的,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是公认的组织联句活动的两位长者。参考皎然的长诗《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等诗,从诗中口吻看,两人确实年辈相当,年龄应不相上下。颜真卿的生卒年学术界确定为公元709—785年,那么皎然的生年大致应在其前后。姑且假定为公元710年,则与陆羽相差23岁,这个年龄差可以称之为“忘年交”了。
皎然的卒年也很难确定,我以为,细味《宋高僧传·皎然传》的这段记载:“以贞元年(785—805)终山寺。……贞元八年正月,敕写其文集入于秘阁,天下荣之。”实际上,已略略透露出皎然的卒年应在贞元八年之后不长时间。贞元年号持续的时间较长,但贞元八年(792)唐德宗敕令将皎然文集入于秘阁,应并非凭空而定。根据本文考订其生年为公元710年的话,此时皎然已82岁高龄,这个年龄在唐代确实少见,很可能是于頔上书朝廷说明此事,而朝廷也顾虑皎然高龄,住世不久,为避免其诗文失传而下敕,这样的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如果这个推论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则皎然生卒年大致可定为710-793年,世寿84岁。实际上,贾晋华先生《皎然年谱》正是将皎然卒年确定为793年,因为其后皎然之事迹已实无可考者,只是《年谱》认为皎然圆寂之年为74岁。
将皎然年龄提前10年左右,实在有着巨大的意义。我们会发现,他其实比李白、王维等盛唐著名诗人(李、王两人皆生于701年)仅小几岁,他的年龄比杜甫(712年生)还要大一些。但得享高寿的他,至贞元年间依然住世,其时,经历安史之乱的多年动荡后,盛唐诗人大多已不在世,而皎然以八十余岁高龄,依旧活跃于诗坛,俨然一位诗坛老将。在颇重辈分的唐朝,他在当时能有如此大的名气和影响便较容易得到解释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皎然所作《五言赠李中丞一首》的后半部分绝非皎然的作品,而是李洪所作。以往据此诗得出的皎然生年为公元720年的结论是无法成立的。对于古代文献的考察必须全面深入,弄清其来龙去脉,尤其注意一些用语的语气身份,而不能简单地断章取义。在古籍数据库广泛使用、查找文献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容易”的今天,真正做到细读文本,发现其中的隐微之处,正是今日古代文学研究亟应重视的问题。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无论集成的数据多么大、汇集的文献多么多,对一首诗歌含义的细读、体味,都永远只是人类自身才能做到的。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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