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清平调三首》是美是刺?
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是历代传诵的名篇,其本事载于中唐人李濬的《松窗杂录》: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此文颇为《新唐书》《唐才子传》等书所采信,到了今天,其前半段除了“开元中”应作“天宝初”,“翰林学士”应作“翰林供奉”等细节之外,学界大致以为实录。其后半段,今人疑信参半,因为魏颢《李翰林集序》中明言谗毁李白者乃张垍,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则谓乃李白之“同列者”,更加可信。当然,说高力士因怀恨李白而挑唆杨妃,也是事出有因,不能轻易否定。
本文想讨论的有两个问题,第一:《清平调三首》的主旨是赞美杨妃,还是有所讥刺?由于李白蔑视权贵、平交王侯,他对朝廷与长安城里的黑暗现状曾有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例如《古风》其二十四:“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又如其五十八:“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淪没,樵牧徒悲哀。”不但讥及权贵,对玄宗杨妃也无恕词。故后人往往认为李白写《清平调三首》时肯定也有讥讽之意,如宋人谢枋得评其一曰:“褒美中以寓箴规之意。”又评其二曰:“以巫山夜梦、昭阳祸水入调,盖微讽之也。”(《李太白诗醇》卷二)元人萧士赟则解读其一、二云:“传者谓力士指摘飞燕之事以激怒贵妃,予谓使力士知书,则‘云雨巫山’岂不尤甚乎!《高唐赋序》谓神女常荐先王以枕席矣。使寿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断肠’矣。诗人比事引兴,深切著明,特读者以为常事而忽之耳。”(《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人梅鼎祚云:“萧注谓神女刺明皇之聚麀,飞燕刺贵妃之微贱,亦太白醉中应诏想不到此。但巫山妖梦,昭阳祸水,微文隐意,风人之旨。”(《唐诗合选评解》卷四)意谓虽然李白并非有意讽刺,但字里行间仍含讥刺之意。
对此,清人王琦予以痛驳:“力士之谮恶矣,萧氏所解则尤甚。而揆之太白起草之时,则安有是哉!巫山云雨、汉宫飞燕,唐人用之以为数见不鲜之典实。若如二子之说,巫山一事只可喻聚淫之艳冶,飞燕一事只可喻微贱之宫娃,外此俱非所宜言,何三唐诸子初不以此为忌耶?……若《清平调》是奉诏而作,非其比也。乃敢以宫闱暗昧之事、君上所讳言者而微辞隐喻之,将蕲君知之耶?亦不蕲君知之耶?如其不知,言亦何益?如其知之,是批龙之逆鳞而履虎尾也。非至愚极妄之人,当不为此。”(《李太白全集》卷五)我觉得王琦的理由非常充分,当时玄宗诏李白入宫写诗,是因为“赏名花,对妃子”而需要新歌辞。李白奉诏作《清平调三首》,当然必须扣紧“赏名花、对妃子”的主题,故而三首诗都是既咏牡丹,又咏杨妃。主题如此,当然应以赞美为旨,岂容语带讥刺!创作背景与《清平调三首》相同的李白诗有《宫中行乐词八首》,《本事诗》载其本事云:“(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白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十篇今存八首,皆紧扣“宫中行乐”之主题,旨为颂扬,语带夸耀,并无讥刺。身为“翰林供奉”的李白应诏入宫作诗,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刘学锴先生指出:“供奉翰林的李白,其终极理想,当然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但当对自己恩遇有加的玄宗‘赏名花、对妃子’的雅兴需要自己捧场时,他以词臣的身份,也乐于一展自己的才能。特别是面对名花倾国,诗人也实有赞美的雅兴。而这三首诗,确实为历史上艳称的绝代佳人留下了堪称传神的佳作。”(《唐诗选注评鉴》)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
第二,其三中“解释春风无限恨”一句,后人歧解纷纭。第一种认为“春风”是指玄宗,清人沈德潜解曰:“本言释天子之愁恨,托以春风,措辞微婉。”(《唐诗别裁集》)今人刘永济亦曰:“点明名花、妃子皆能长邀帝宠者,以能‘解释春风无限恨’也。”(《唐人绝句精华》)沈熙乾说得更加明确:“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恨都为之消释了。”(《唐诗鉴赏辞典》)赵昌平则将此句译成:“谁懂得,消释天子春恨与情肠。”(《唐诗三百首全解》)第二种认为“春风”是指杨妃,明人徐增曰:“盖女子生性易恨,有一分不如意处便恨。今妃子承宠,于沉香亭北倚栏杆看花之顷,唐皇如此媚他,妃子胸中岂尚有纤微之恨未化耶?”(《而庵说唐诗》卷十)第三种认为“春风”不是指人,明人唐汝询曰:“乃妃心解春风无限之恨,故方倚栏而求媚于君,盖恐恩宠难长也。春风易歇,故足恨。汉武云:‘欢乐极兮哀情多。’太白于极欢之际加一‘恨’字,意甚不浅。”(《唐诗解》卷二五)
相较之下,我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将“春风”解成玄宗或杨妃,一来没有文本依据,二来损害了全诗的意境。在“赏名花、对妃子”的欢乐情境下,“无限恨”从何而来?只能来自“解释春风”,即春风消释,欢情不再。名花植于沉香亭外,妃子于亭内倚栏而坐,既是赏花,也是以娇慵之态取媚玄宗。然而物盛则衰,这种“名花倾国两相欢”的情景岂能保持长久?一旦春风消歇,繁华事散,徒留下无限之愁恨也。故眼前之盛况真乃“欢乐极兮”,弥足珍贵。李白在此处忽然阑入此句,既是对世情物理的敏锐洞察,也是对帝妃心事的深刻体认,故唐汝询称其“意甚不浅”。要是换成一位平庸的御用诗人,一定不能也不敢写出此句来。玄宗、杨妃听唱此辞后深为欣赏,说明他们都听懂了李白的意思。此外,刘学锴先生解说此句云:“实际上三、四两句并非写君王无恨,凭栏赏名花对妃子,而是写春风吹拂下的牡丹含苞怒放,倚栏摇曳飘舞的情景。花含苞未开时固结不解,有似女子之脉脉含愁,故李商隐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之句。所谓‘解释春风无限恨’,即指和煦的春风解开了牡丹无数包含在花苞中的情结,使之朵朵迎风怒放。”(《唐诗选注评鉴》)说虽新颖,但过于深曲,故不取。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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