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阳性”家庭宠物
4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在上海大面积爆发,长沙流浪动物救助人何平忽然收到朋友莎莎的紧急求助——她饲养多年的两只宠物猫寄放在上海友人家,但友人刚确诊新冠,要被带走集中隔离,两只猫的去处顿时成了难题。
在这之前,4月8日,上海浦东一户人家检测出阳性病例,转运时家中饲养的柯基犬被防疫人员在路边活活打死。这给25岁的莎莎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她害怕自己的猫也要面临相同境遇。
莎莎找到何平时,已经在网上收集整理了不少宠物安置的攻略和信息,但疫情期间,上海日常的诸多便利似乎集体消失了——宠物医院大多停业,12345和疾控中心的电话永远也打不通。
在莎莎关注的公众号“上海领养日”上,有人分享了确诊新冠后家庭宠物的安置转移故事。那户人家的宠物猫虽未被消杀,但被独自隔离在家。储备的粮食和水只够小猫维持不到一周,宠物主人拜托防疫人员上门喂养,居委会却不放行。宠物主人四处求助,最后是同住一栋楼的好心邻居穿着防护服上门,小猫才免去可能被饿死的命运。
疫情击溃了这座城市曾经井然的秩序,混乱之下,人人无暇他顾,鲜有余力关照无法为自己发声的动物。收到莎莎求助后,何平联系到自己在上海做动物救助的朋友,几经周折,两个人加入到一个微信群“爱护动物情报组”。这是五个志愿者组成的临时救助小组,专为上海阳性家庭安置转运宠物提供帮助。
五人职责分明,有人讲解如何与居委会和防疫工作人员沟通,有人分享运输和接收场地的选择经验,也有人负责安抚那些进群后焦虑的宠物主人们。他们会反复提醒大家,准备能维系一个月时间的粮食、水、药物,以防万一。
莎莎这时才知道,收到疾控中心的确诊通知后,街道会安排人员进行核酸复检,这其中间隔的24小时是宠物主人转运安置宠物的最佳时间。但她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段,只能联络愿意接收的机构,在跟居委会提交申请获批后,委托社区志愿者把宠物送去。
但联络宠物的接收方同样是一大难题,大部分寄养机构都拒绝接受阳性家庭的宠物。在莎莎感到山穷水尽之时,群里的一位成员提出愿意暂时收养两只猫,作为临时救助的“中转家庭”。
从事流浪动物救助十六年的晓薇也自发参与了家庭宠物的转运救助,她是北京的流浪动物救助志愿者,在远郊租有一个占地三亩的小院,和自己救助的六十余只流浪狗一起生活。
5月之后,因疫情起伏,北京的很多街道社区动辄隔离封控,一些与晓薇相熟的宠物主人找到她,希望自己一旦被隔离封控,家中宠物能寄养在她的院子里。
在晓薇看来,北京隔离家庭的宠物处理政策相对人性化,确诊阳性的患者集中隔离后,将由疾控中心负责上门遛狗、喂养、消杀,或者是闭环集中照料。没有确诊案例的家庭,如不满足居家隔离条件,也有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上门照料独自在家的宠物。
但晓薇也承认,其中依旧有看顾不到的地方。之前房山区疫情扩散,晓薇的一位朋友需要集中隔离,临走前在家中给猫狗备好粮食饮水、跟疾控中心交接了钥匙,但直到四五天之后,防疫人员才上门更换食水、做了些基本清理。幸亏粮食饮水准备充足,宠物没有大碍。
“那时人都顾不上,谁管你的宠物?你要求人家第一时间给你上门,那不可能,也不现实。”晓薇理解其中的难处,本着“能幫则帮”的心态,做起了封控区“非阳”家庭的宠物转运、寄养工作。我们联系前,晓薇已经连续转运了近十只宠物狗,而她在深夜驱车往返百来公里接回的两只泰迪犬,刚被解除隔离的主人接走。
“据我所知,目前北京还没有官方的‘宠物方舱’,(宠物转运安置)多是像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来自行联系,你找我、我找你。”做了十余年流浪动物救助工作,晓薇能肯定自己这样的民间机构在当下存在的意义:“比较特殊的时期,社会和老百姓的稳定是第一位的,现在养宠家庭少说占整个家庭的五分之一,你不能说把人拉走隔离,他们的宠物不管,你觉得这人能踏踏实实出去隔离吗?”
不仅限于疫情爆发期,由普通人自发组成、为动物提供临时栖所的“中转家庭”和晓薇开办的这类能长期收容动物的民间小院,一直是中国城市动物救助链条上的主要环节。
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指导发布的《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1年,中国城镇家庭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为5429万只,同比增速显著。与之相呼应的是流浪动物数量也在逐年递增,仅流浪狗就早已突破千万基数。
43岁的王院长是长沙市开福区的资深宠物医生,他从业近二十年,又因工作医院长期为救助机构提供医疗支持,见过形形色色的动物救助人。王院长告诉我,目前除开“有政府身影”的留检所,城市动物救助还是“私人机构占主导”。
“其中好多是一些阿姨,或者是些喜欢动物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尽管参与者众多,但王院长坦言:“流浪动物在不断增加,救助者群体没它们增加的多,很多私人救助站都很艰苦。”
从事救助的私人小院各自为营,散落在城市的边角缝隙里。长沙市内能叫出名来的救助小院有十余个,它们收养的动物来源千奇百怪,有从高速公路上的运狗车和运猫车上拦截下来的,有受伤滞留街头被送来的,有在菜市场和狗肉店抢下的,更多则是被宠物主人遗弃的……有的小院里,不乏加菲猫、布偶猫、柴犬、藏獒、边牧、哈士奇等贵价品种。
2016年设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远郊的星星小院是王院长推荐给我的救助典型,而33岁的田甜是星星小院的主理人之一,兼理着“长沙领养日”这一平台。因为日常工作时和媒体接洽颇多,田甜擅长资源的整合嫁接,星星小院常为媒体报道,还在优酷的男团选秀节目《少年之名》中有环节露出。
相较其余救助机构,星星小院拥有更高“人气”,但依旧面临着诸多相同的现实困境。
首要问题是选址。星星小院最初设在长沙近郊,尽管主理人们小心维护,但还是因犬只吠叫扰民和高房租问题,先后两次被迫搬家。“现在这个地方是在山坳里面,不扰民。”田甜向我介绍星星小院的新址,远离市区,从长沙近郊出发需要一个多小时车程,你也很难在导航上找到具体地址——我和摄影师驱车前来时曾几次走错,还是靠着另一个主理人实时指路,才最终找到小院。
与之前狭窄局促的环境不同,星星小院的新场地宽敞明亮,四周山林合抱。我们去时恰逢雨后初晴,青山如洗,小院里懒洋洋躺着十数只晒太阳的狗。新址偏远,但租赁费用依旧不菲。“(一年)房租大概是三万多元,逐年递增。”说到开销,田甜也有压力,小院搬迁一次花费不菲,除开房租和搬家费,还需要十数万改建犬舍,“然后是人工工资,(照顾狗的)叔叔阿姨一个月一个人就大概要4000块钱,还有像狗粮这样的固定开支”。
搬迁也是晓薇的噩梦。她原是北京市中心CBD外企的白领,因为个人救助的流浪动物数量增加,2018年在昌平区租下一片空地,花费三十余万改建成收容流浪猫狗的小院“薇宠园”,但运营仅三年就被相关部门强制拆除。
“在我租地时,对方没跟我说明白土地性质。那块地是耕地,我在上面建了狗舍,属于违建,直接给我拆没。”从正式通知到入场执法,中间只留给晓薇不足24小时来转移整个院子的流浪动物。时值隆冬,新的小院还未修葺,她只能叫来转运车,在犬笼外裹上棉被,连夜将几十只动物周转至临时犬舍,而这又是一大笔额外费用。
北京的土地管理政策严格,只能按林地、耕地、园地等规定的性质对标使用。晓薇吃了教训,新院子建在顺义远郊小村,距离北京城区边缘近七十公里,三亩养殖用地,每年租金高达六万。
“养殖地本来就比种植地要贵。”晓薇向我熟练解释着土地政策。新的“薇宠园”
还未完全竣工,狗舍才刚装上新窗户,但晓薇已经陆续砸下去几十万,借光了自己能借到的钱。虽然她也开放了部分寄养业务,但五十元单只单天的收入依旧只是杯水车薪。
这几年,晓薇身边一些做救助的朋友陆续搬离北京,她也考虑过迁去生活成本更低些的河北燕郊,但“薇宠园”里三分之一的动物年龄都在十岁以上,燕郊医疗水平远不如北京,虽然两地仅一线之隔,但疫情持续的这三年来,“只要北京有情况,马上就会切断和燕郊的连接”。看到好几个在燕郊买房、北京上班的朋友已经连续三个月不能回家,晓薇也就打消了这种念头。
“北京真太难了。”说到这里,语气一贯爽利的晓薇忍不住叹了口气:“你不知道我弄这个救助中心,这几年有多难。”
这天深夜,北京暴雨,电闪雷鸣,晓薇挣扎着从床上爬起,冲进院里用防雨布遮住为砌狗舍新打的水泥。凌晨一点,她录下了小院的雨声发布在朋友圈,里面間或夹杂着几声犬吠。“大龄、单身、未育、欠债、猫狗一堆……大概是要孤独终老了。”这位36岁的北漂女性在自己的留言区沮丧写道。
艰苦潦倒似乎一直是贴在民间救助机构身上的显著标签。王院长对救助流程相对熟悉,在他看来,“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救助组织,缺少像国外那套严谨体系,诸如救助多久后没人领养的动物该怎么处理”,而这将导致被救助的动物长期积压,那些“财力、场地、能力受限”的私人组织,“可能开始收了30到50只动物,后来有一百多只,等到有两百多只的时候,负担就很重了”。
星星小院现在收养了120只流浪狗,峰值时是三百余只。除开食宿,每一只狗都要注射狂犬疫苗和其余防病疫苗,部分犬只还需安排绝育手术。绝大多数救助小院没有盈利途径,对它们来说,最好的“减负”方式就是让手中的动物尽快被领养出去,但这实际上并不容易。
田甜负责的“长沙领养日”平台拥有近三万粉丝,每周都会发布线上领养信息,可除去品相好、年龄小的健康犬只会很快被人选走,身有残缺和年纪较大的狗狗们都会被遗留在院子里。
田甜向我展示了一只叫“安康”的巧克力色泰迪犬,因为后肢瘫痪,每天除开睡觉时它都需要被固定在特制的轮椅上。我和“安康”互动时,发现它性格活泼,对陌生访客会表现出一种近乎讨好的黏人态度。
“它可能终身都是这样子了,这还算长相好的狗了(也无人领养)。”田甜心里明白,仅每天帮一只残疾小狗装轮椅这件事,就足以让领养的人们望而却步。“有很多人说把这样的小动物安乐掉,但它們自己求生意识很强,又很聪明、很乖,你怎么下得了这个手?就只能自己养着。”
田甜也从星星小院里收养了一只叫“小蝴蝶”的小型犬,“小蝴蝶”曾因被蜱虫叮咬感染了血液寄生虫病,这种病毒一旦感染将终身携带,老年时还会引发肾衰、肝衰和其他疾病。现在“小蝴蝶”已经十多岁,很容易便血,为此成了宠物医院常客。
身患疑难杂症的动物在星星小院十分常见,有的因为免疫系统缺陷,很容易引发各类恶性疾病。除开日常的精心照料,它们还需定期看诊服药,被领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被侥幸带走,也可能会遭遇二次遗弃。
在这些方面,部分有意向的领养人很难与救助人达成价值认同上的一致,这进一步增加了领养成功的难度。田甜每年仅在猫狗助养上就要花费十余万元,而从事救助工作多年的何平在动物身上同样花费不菲。
“我救的阿拉斯加犬做个手术花了一万七,因为是救助,这还是打折后的价格。”何平算是王院长的“常客”,她告诉我,价值认知的鸿沟在宠物医院会被拉扯得更加明显,“之前一个客户和王院长吵架,他的猫要花一千多块钱(治病),结果他不想,就要安乐死”。
宠物已经逐渐成为当代家庭的重要成员,但“生命无价”并非是能在它们身上通行的原则。何平对这种认知分歧并不陌生,她的老家在农村,在那里,家养猫狗是宠物也是食物。前几年,她新买了一只西高地和金毛,家中两只狗“每个月吃就要花掉一千五百块”。家中长辈偶尔问起花销,何平会用满不在乎的口气糊弄:“五六百而已。”
她知道,如果告诉对方真实价格,“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有毛病”。
关于宠物生命价值的认知分裂,造成了一系列新矛盾。几大社交媒体上,针对所谓“国际领养惯例”的争论并不鲜见。不少救助人对领养者有着一系列严格要求,如预付押金(后可退回)、有稳定独立住宅、提供详细身份和财产信息、生病及时送诊、同意长时间定期回访、指定口粮品牌(常为昂贵的进口粮)……
星星小院对领养家庭的甄选就十分慎重,虽然不收取任何押金,但他们编有一套详尽的领养问卷,需要在线填写真实身份信息。田甜审核完问卷后,会对申请人进行线下家访,以及后续回访。
我与田甜初见时,她刚完成一次家访。“今天的家访是不成功的。”她直白道。一个女孩想领养一只猫,田甜赶去对方住址,爬上七楼后却发现女孩住的是群租房。几番考量后,她拒绝了这次申请。
类似的处理态度,在很多意向领养人看来颇为冒犯。网络上不乏“住群租房不比住救助站好”的争论,但田甜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她强调道:“救助是花我的钱,我也不收你费用,又愿意上门花时间跟你沟通,证明我是正儿八经想把一条生命托付给你。”
同样兼职运营着一个救助机构的何平也能理解某些严苛的筛选机制。“救猫狗都是贴钱,别人好不容易救过来,你领养出去给整死了。”在何平的记忆里,这类悲剧并不鲜见,“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我宁愿让它们在这里吃住差一点,也不想我的努力白费”。
动物救助的群体构成各异,持有的理念也千差万别,多位受访者认同这是个“小众圈子”,但圈内关于救助和领养的标准同样分化撕裂。
“每个救助站都不容易,每个救助站都会有是非。”这是活跃在广州的救助人玥晴的经验之谈。她拥有十年救助经验,常年到一些救助站做义工。这些私人救助站早期多靠着建立者的个人财力运作,后期入不敷出时,则依赖义工捐助和对外众筹来继续支撑。
流浪动物救助很多时候是群策群力,这也致使争吵难以避免。除开常规的饲养方式等问题,“安乐死”是她提到的主要矛盾点。
对某些有严重疾病或缺陷的动物,部分救助站负责人集合多位医生建议后,会选择安乐死,但有的义工或其他救助人会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觉得它还有进食能力,为什么要安乐它?但对于救助站来说,就觉得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放到更有希望的动物身上”。
这种矛盾故事天南海北散落各地,王院长在救治动物时也曾遭遇这类冲突。“太多了,包括我自己也都被攻击过。”谈及此处,医生掩在镜片后的眼睛里也多了几分无奈:“其实在一个无法表达自我思想的动物身上,你认为好的或者坏的,都是人类主观的想法。
但一旦涉及生命,问题就会变得敏感。”
在王院长看来,长期无偿救助动物非常辛苦,能坚持下来的爱心人士都“有激情”
且“活跃”,“这种人比较有自己的想法跟主见,冲突太正常了”。他也清楚地知道,这类冲突毫无意义,“很多人把这个问题抬到生命的高度后,就会挥舞着道德大旗去做一些事情。但道德你只能用来控制自己,没办法去改变别人”。
年轻时碰到固执极端的救助者,王院长还会觉得对方“不可理喻”,被攻击时也“很委屈气愤”。但在行业里浸淫多年后,既明白矛盾无法避免,他也不再轻易参与这类事关生命议题的拉锯,“我只能交给他们,商量好一个办法来告诉我”。
不过,王院长依旧无法接受一些格外偏激的争论,“由于理念不同,去拼命攻击和诋毁对方,这是不对的”。这位老成持重的资深医生反问道:“你们做的本来不是一件好事吗?”
在進入现在的救助中心工作之前,何平也做了近五年义务救助,她辗转于各种小院和救助站,看过也被卷入过“足够多纷争”,“就觉得都是自我感动惹的祸”。
何平刚入圈时也被这种情感迷惑过,“别人会说你好难得,不停夸你,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我好像有点伟大’”。救助人常被外人赋予“牺牲”“奉献”这些光环标签,久而久之,“他的精神就依托在这个标签上”。何平碰到过一些严重超负荷的救助小院,负责人还在源源不断接受新动物。她劝对方量力而行,“他说不,如果我们不去救,别人不会再相信我们,就会骂我们”。
道德标签会“绑架”救助者,让他们将更多复杂的个人情绪投注在救助事业上,还会“反过来去道德绑架别人”——向领养人提出难以满足的诸多要求,或是强迫同伴和自己苦苦维系过高的救助标准。
何平还见过一些更极端的案例,无力持续的救助人四处举债,甚至通过欺诈的方式募集善款,“虽然他的宗旨是把钱用到救助的猫狗身上,但是这个行为本来就是不正确的”。
如何逃脱只能困苦维持的救助窘境?这是何平现在参与运营的“长沙县动物保护协会”(后简称“协会”)一直尝试解决的问题。
“协会”是一群“80后”主导的探索可持续救助模式的实验地,推行较为灵活的领养制度,比如“试领养计划”:领养人带走小动物后,如果两个月内想法发生了改变,只要保证科学喂养、动物身体健康,就能退给协会。
何平知道这是“比较大胆冒险的尝试”,传统救助站一般要求“终生领养,拒绝二次抛弃”,但在她这里,“只要狗是完好无损的,我们都会感谢你,因为你起码承担了狗子两个月的开销,让他短暂改变了一下生活”,这样也能减轻“协会”的运营压力。
“协会”还设有专门的“领养专员”,专员们可以在微信群里“抢单”,即主动认领通过问卷审核的意向领养人。“他下一步要联系待领养人,去对方家里实地考察,看他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家里适不适合养狗。”
何平告诉我,只要这次领养达成,哪怕两个月后动物被退回,“领养每只狗的专员都有400元的补助”。
何平和朋友们还利用自己的资源打通了不同合作渠道,给领养人提供多种福利,“比如说要我们的设计师给他画个头像,然后他去宠物医院看病、在我们签约的宠物店洗澡美容都可以打折”。
与我拜访的其他救助站不同,“协会”
占地广阔,总面积近20亩,周边还留有几个山头的空地储备。因为环境清幽静谧适合城市短途旅行,“协会”会长还在这里开辟了一个餐厅,接待团体或家庭的订餐预约。天气晴朗的周末,游客们坐在餐厅前坪的露台上,能看到收养的动物们在竹林里奔跑打闹。
这里也开展寄养服务,“很多出国或者长期出差、旅行的养宠家庭会把狗寄养在这里,然后寄养费和餐厅餐费,就会变成一个基金,用在我们救的动物身上”。何平告诉我,“以商养善”才是“协会”运营的宗旨,与仅靠外部救济和个人积蓄维持的救助模式相比,这样能更快扩大救助群体,并将事业长久持续下去。
近些年,何平见过接受众筹的救助站被捐助者道德绑架的案例,也见过被骗子多次卷走善款的闹剧。即便碰上出手阔绰的长期赞助人,救助团体也同样会陷入新的麻烦和争端。她目睹过一场混战,一个救助小院在当地颇有名气,拥有两位家境优渥的中年女性赞助人,“她们俩好豪,(给小院)送车,还送香奈儿”。
但后来两人因性格不合发生冲突,各自私下联系小院负责人,要求将对方踢出组织,“两个阿姨就在那里吵架,比谁捐的多,然后撂狠话说,你们不踢她我就走”。最后,送车的阿姨觉得个人需求未被满足愤然退出,加入了新的救助团体,要求小院将她捐来用于救助的车辆翻修好后送回,事后还在救助圈传播一些负面言论,给小院开展救助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你先要养活自己,才能有资格去宣导别人。你不能去问别人要钱还教育别人。”
这些事情让何平看到救助团体财务独立的重要性,所幸目前“协会”的运作模式颇有成效,让她免于直面此类困境。但何平也告诉我,“协会”对救助的动物数量有着严格的控制,目前仅收养了三百余只流浪狗,一旦有超标趋势就会加大领养宣传力度,收紧救助口子。
量力而行、理智救助,是何平这些年来学到的教训,也是救助人玥晴在采访时常谈及的问题。这些年玥晴陆续救助了二十只左右的流浪动物,也曾想要建立自己的救助站,但“了解之后就觉得不行,这条路太难了。因为不仅是自己,你还要想到家人”。
玥晴结识了很多救助站负责人,近距离看到过不少千疮百孔的生活样本。一个信佛的女性负责人,非常爱惜动物,会给救助的流浪狗佩戴玉饰保佑平安。女人心肠很软,“明明自己要治病,经济压力很大,还是有人求她收狗,她就收”。她的丈夫不认同这种行为,矛盾积累之下提出离婚。他带走了儿女们,并禁止妻子探视。
另有一位年过半百的救助人,因为将钱财都花在动物身上,自己没有积蓄,也无力缴纳社保,“他妈妈可能七八十岁了,还要掏钱帮他买社保。他就觉得自己很不孝”。就连玥晴自己,也常对家人感觉亏欠——“有时想买个礼物给家人,也没钱”。
尽管救助者们投入甚巨,但这十年来,玥晴也发觉,无论投入几何,被折磨、抛弃的动物好像永远救不完。她在采访中向我寻求帮助:“你们是媒体,有没有办法可以宣传减少一些流浪动物?”她曾请托一位政协委员提议,希望从国家层面设立改善流浪动物生存状态的制度,为此还撰写了对销售源头及饲养人加强管理的方案。但对方却觉得希望渺茫,没有采纳提案。
近期,她又有了一些新设想。“应该从源头抓起!”她颇有兴致地提出,宠物在出售时就应植入芯片,里面清楚记载其是在哪个产地繁殖、由哪家店铺出售,主人是谁等信息。这样一旦宠物走失或被丢弃,警察就能从芯片提取信息找到原主人,并对不良行为进行惩戒。
但当我指出这是一套需要政府多部门联动,并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来维护的信息系统时,玥晴的情绪很快低落下来。“就是太庞大了,也让人觉得太渺茫了。”她沮丧地轻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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