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说说无条件的爱了

我原本不知道，但在封控期间知道了的事包括，当一个幼儿第一次做核酸检测，他会莫名其妙，会害怕。穿白衣服的人和他平时看见的人不一样，他们显得更大、更吓人、从口罩里说话更响，而且先在走廊里喊了话，咚咚砸了门。无论之前听到过多少次“核酸”这个词，他都不敢张开嘴让棉签伸进来。大人带着哄骗的嫌疑告诉他，“这是检查”“这是防止你生病”“医生是来帮助我们的”，他照样坚决地扭开头，藏进大人肩膀。结果穿白衣服的人伸出一条腿，逼近他，他一连串地说“不要”，哭得停不下来。趁他哇哇大哭张开嘴，穿白衣服的人塞了一根棉签进去。

几个小时后他想起来，重哭一场，“我的舌头疼”，晚上他再次想起来，还把这件事和其他类似的“黑暗记忆”连起来了，他说，“那个医生用管子把我扎住了”——这是讲一个多月前在医院体检抽血时的事。然后，“舌头又疼了”。

父母试着和他做游戏：来，你用棉签碰碰我的舌头，我再碰碰你的。不疼吧？这就是检查，很快，越迎上前，越会更快。试着和他讲道理：我们要勇敢！试着让他争强好胜：托儿所里的欧乐也要做核酸，橙娃也要做，他们都勇敢。

他似乎从道理上接受了。又问：“什么时候能出去呢？我能出去吗？”

大人习以为常的事，对孩子是海量的刺激与信息。梦里他哭醒几次。到早上，穿白衣服的人再来，他的父母试着前去理论：这么小的孩子，我们和他同食同寝，测我们也就知道他了吧，更重要的是昨天还发了抗原，几个小时后再次一定要测小孩子核酸的意义在哪里呢？最重要的是，这个院子里没有“环境阳性样本”，整幢楼也没有患者，其他楼栋需要隔离的人都拉走了，他已几日闭门不出了呀。

孩子似乎有点害怕，还有点庆幸。之后听故事时他紧紧搂住大人的脖子，这偎依像一种对保护的感激，一种对信心的确认。再有人来敲门时，他不像往常那样奔出去看热闹，而是悄悄躲起来，不发出一丝声音，生怕被陌生人抓到似的。到晚上，整条走廊都是安静的。他几番走到家门口检查，绕着圈察看。“锁住了吗？”锁住了呀。“上面那个呢？”也锁住了，放心吧孩子，现在没有人会进来。

闭门不出的“封控”逐渐改成“管控”，到了可以下楼做核酸的日子了。他提醒妈妈，“要带钥匙呀”。你们都在家里，可以给我开门呀？他断断续续，花了好久才说明白，害怕门铃，门铃是陌生人按的，希望妈妈用钥匙自己打开门。

孩子们能否在小区花园里走一走玩一玩呢？有些人认为可以，有些人认为不可以，还有些人认为要各自分开玩，千万不能让小孩们靠近彼此。他玩了一会儿，在滑梯旁被赶到了秋千旁边，又被赶回家。进了家，他安安生生地、放弃了希望似地说：“还是在家好，我再也不要出去了。”

如果说封控期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孩子对父母无条件的依赖、爱与信念。他那么怕，而你保护了他一点点，他就会再次确认对你的信念。

说这么多，是想不免生硬地转到一本新书《舒吉·贝恩》。英国人道格拉斯·斯图尔特今年46岁了，他学织物设计出身，44岁前在Calvin Klein、Ralph Lauren等时尚品牌担任设计总监，从没想过自己会以写作为生。在BananaRepublic工作期间，他开始写基于自己家庭经历与格拉斯哥以低保维生的工人阶级生活的小说，就是这本被退稿多次，甫一出版就斩获布克奖的《舒吉·贝恩》。

母亲酗酒，达到了在中国人眼中属于病态的程度，在戒酒协会几进几出。她没钱，带着全家住在政府提供的纸盒子般的低收入住宅，每周一去领低保金，转身去买12罐啤酒，藏到厨房水槽下。夜深时、酒醉中，她开始给男人打电话咒骂他们。她抛弃了第一任丈夫，再被第二任丈夫抛弃，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那两个大的孩子为自保而离开了，第三个就是舒吉，总饿肚子。因为家里没有男人、因为母亲酗酒并时不时出卖身体、因为自己是个“娘娘腔”的小男孩，所有这些原因，让舒吉生活在邻里的冷眼嘲笑里。放学走进家门，他会看见喝多了的母亲深陷在绝望中，脑袋放在燃气烤箱里。

比起来，电影《瞬息全宇宙》里，中年母亲也只是过得不顺心、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而已;那至少是个小经营者靠节省和勤力攒出来的宽裕家庭，能把孩子体体面面送去上学，能给老父亲买一张越洋机票。那位中年母亲的梦境中，自己本可以自由、本可以成为名伶巨星，这些梦，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共情。而《舒吉·贝恩》中，谈自由是奢侈的，它谈的是活下去。它只有一个地狱一般的宇宙，人深陷其中，转着恶魔发下的呼啦圈，一辈子打转。要理解它的世界，人需要调动自己对困境、对恐怖、对伤害的想象力，才能共情那些泥沼与惨淡的梦境。

母亲在舒吉16岁那年死了。他开始用你能想到的和你想不到的方法养活自己。可是，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本有关控诉、有关所谓“原生家庭”带给自己多少伤害的书。它是关于爱的，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父母对孩子的爱，而是孩子对父母无条件的爱。

“我爱你，妈妈，很抱歉我昨晚没有帮到你。”

“如果可以永远保护她，那该有多好。”

“她好过一年。”那是她成功戒酒的那年，她在杂货店上夜班，领工资，约会了新的男人，憧憬闪亮。舒吉常常回忆起那年，那是母亲本应当享有更好生活的证据。她原本应当是那样的女主角。

“我妈妈太漂亮了。”小男孩想，绝对笃定。

有人认为，《瞬息全宇宙》在北美口碑票房双赢，却在有的影迷中评价相对略低的原因在于，它所认同的那种家庭成员之间本质性的爱，其背后原因在于它刻画的毕竟是个“足够好的家庭”。而有的影迷太熟悉“真的很糟糕的家庭”，更想控诉“父母皆祸害”，不指望影片中描画的那种和解。可是，《舒吉·贝恩》总是个真真正正差的家庭了吧，而舒吉以及作者斯图亚特·道格拉斯看到的是母亲的美丽、聪明、慷慨，当年他想挽救她，后来他始终怀念她，带着巨大的同情和爱。

他考虑的不是“母亲究竟有多差、对我多差”，而是她本應拥有什么。这种视角与“父母皆祸害”的差别或许在于，人对于人本应享有的尊严、幸福有多少信念。有那种信念，就有了无条件的爱。